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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負責中國問題的組織機構的歷史演變(1920—1935)

李穎  2011年06月03日11:19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問題,是國際共運史、中共黨史和中蘇(俄)關系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但是,關於共產國際負責中國問題的組織機構的歷史演變這樣一個基礎性問題,中蘇(俄)學界長期以來沒有弄清楚。這既有共產國際組織機構本身的繁雜性和多變性的原因,也有檔案資料嚴重缺乏的原因。由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和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等單位聯合編輯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大型檔案文件集陸續出版,首次披露了相關資料。本文主要以這部文件集公布的檔案和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為基礎,同時參考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И.?.索特尼科娃教授2004年撰寫的《負責中國問題的共產國際組織機構(1920—1931)》一文[2]和其他相關資料,試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探討,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一、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

  1919年3月,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宣布共產國際的成立。1920年4月,俄共(布)遠東局派遣維經斯基來華。其后,共產國際正式設立指導中國革命的下屬機構,即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和1921年初在伊爾庫茨克成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這兩個機構在中國共產黨創建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ий секретариат коминтерна)(上海,1920.5—1920.8)

  共產國際實行民主集中制,其各種組織機構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性質和組織原則陸續建立起來的。其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是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在休會期間的領導機關。共產國際成立時,由於條件不成熟,沒有選舉執行委員會。共產國際初期的全部活動,實際上是由俄共(布)代表負責主持。1920年8月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共產國際章程》,並按照這個章程的規定選出了共產國際第一屆執行委員會。

  共產國際對各國共產黨實行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1920年5月,為在東亞(中國、朝鮮和日本)直接進行活動,“領導業已展開的工作”,在上海成立了“臨時的集體中心機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該處下設中國、朝鮮和日本三個科。書記處全會選出三人臨時執行局,維連斯基-西比裡亞科夫任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中國科的工作任務是:進行黨的建設、工會建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組織出版工作等。

  1920年9月1日,維連斯基-西比裡亞科夫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匯報了東亞書記處在中國的工作情況:在組織共產主義組織方面,中國科在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南京等地為共產黨組織打下了基礎,“最近要為最終成立中國共產黨舉行代表大會”。在學生運動方面,整個中國被學生組織網覆蓋,共有學生組織193個。在宣傳工作方面,出版中心有海參崴、哈爾濱、北京和上海,主要出版莫斯科原版書籍的中文、朝文和日文版,已出版了《俄國共產黨綱領》、《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等書籍,還進行了報道活動。維連斯基-西比裡亞科夫還匯報說:他於1920年7月4日和幾名助手來到北京,並於7月5日至7日,召開了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就“即將舉行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等問題交換了意見[3]。

  在維連斯基-西比裡亞科夫向共產國際匯報前的8月,也就是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在伊爾庫茨克成立前后,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即自行解散。

  (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Д??К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секретариатИККИ)(伊爾庫茨克,1921.1—1922.2)

  為了便於開展工作和不受遠東共和國政府的干預,1921年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在設立於伊爾庫茨克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基礎上,成立“機動的和臨時性的機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4],東方民族處遂被取消。

  共產國際二大通過的《共產國際章程》第九條規定:“在必要的情況下,執行委員會應在各國設立專門的或其他輔助性的機構,此類機構完全隸屬於執行委員會。”[5]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便是此類機構,其任務為:第一,向共產國際匯報遠東各國工人運動和革命運動的狀況及性質,向這些國家的工人和革命組織介紹共產國際的方針任務。第二,幫助這些國家的工人和勞動群眾尋找建立階級組織的最佳形式和進行革命斗爭的有效方法。[6]

  遠東書記處同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一樣,下設地區科,還成立了遠東書記處主席團,其主要領導成員有:共產國際駐遠東全權代表舒米亞茨基、副代表明斯克爾、責任書記維經斯基和鮑得裡茨基等。10月初,“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的決定,或更確切地說,根據舒米亞茨基同志的安排”,利金作為“在華工作全權代表”被派往中國。關於聯絡問題,據利金講,按照遠東書記處的方案,建立聯系要集中在一個特別的聯絡站。但這僅僅是方案,而實際上不是這樣,因為遠東書記處指派的聯絡員,由於種種情況根本無法完成這項任務。結果聯絡站的全部工作被簡化為把電報譯成密碼和有時到電報局去發密電。實際上,同俄國的聯系是通過全俄合作社中央聯社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會計維爾德進行的,同朝鮮和中國的聯系是由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負責的,同日本的聯系在利金在華期間中斷了[7]。

  遠東書記處在1921年3月至1922年3月的工作總結中指出:“遠東書記處在遠東國家開展這些工作完全依靠當地的人力和組織,而在那裡根本沒有建立相應的執行機構。”遠東書記處存在的一年中,對中國工作的最大成果是:“將中國各個分散的共產主義組織組合成統一的共產黨,以及建立了大量同從前落后的行會組織不同的中國無產階級(新型工人階級)的工會。”[8]

  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存在一年,到1922年2月,即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結束之后,它作為已經完成在東方國家建立共產黨和籌備、召開遠東各民族代表大會任務的輔助機構被取消。

  二、大革命時期

  大革命時期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最密切的階段。1922年7月,中共二大作出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中國共產黨從此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標志著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正式確立。20世紀20年代初,共產國際開始實行世界革命的“東方戰略”。1922年初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后,東方工作的領導中心從伊爾庫茨克轉到莫斯科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1922年底,共產國際執委會成立東方部(后下設海參崴遠東局),而后改組為遠東(地區)書記處。1926年4月又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就近直接領導中國革命。

  (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остотдел-?осточный отдел ИККИ)(莫斯科,1922.12—1926.3)

  從1922年1月起,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領導人處於待分配狀態,隻有舒米亞茨基、維經斯基幾個人奉命去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原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科的工作人員,由於群龍無首和缺少經費不得不中止工作。

  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結束后,共產國際代表利金來到上海,但到1922年6月也不得不中止工作。東方工作的領導中心從伊爾庫茨克轉到莫斯科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后,實際上在共產國際四大以前沒有固定的組織機構。[9]1922年12月共產國際四大后,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成立東方部,薩法羅夫、拉荻克、拉斯科爾尼科夫等先后任東方部主任[10],維經斯基任副主任。東方部又被分成3個部分,即近東部、中東部和遠東部。其中,遠東部由3人組成:部長維經斯基、副部長斯列帕克和中國問題顧問考夫曼。該部的工作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編輯《遠東通訊》,按名單寄給各國黨的最高領導人;二是成立外文圖書出版社,建立編輯室,出版科教刊物,開辦“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圖書室”。

  1923年1月,根據維經斯基的建議,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決定,“為在日本、朝鮮和中國開展運動的需要”,在海參崴成立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遠東局(又稱共產國際海參崴局)。該局的任務是:“1.向這三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會提出建議;2.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供關於這些國家的運動形勢和總的政治形勢的情報;3.針對這些國家發生的重要政治事件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制訂決議;4.就出版工作和政治運動給予指示;5.建立日本與中國的緊密聯系;6.把革命工會置於工會國際的旗幟之下;7.監督這些國家的青年運動與婦女運動。”[11]

  1923年1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頒發委任狀:“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決定,任命維經斯基同志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海參崴遠東局成員。”[12]為了把遠東各共產主義組織的活動聯合起來,並協調各地共產黨、工會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工作,維經斯基建議讓紅色工會國際和青年共產國際的代表參加海參崴局的工作,進而在遠東建立一個有威望有工作能力的共產主義工作機構,並計劃設立一個三人委員會來領導該局工作(共產國際、紅色工會國際和青年共產國際各出一名代表),而全盤工作要由共產國際的代表來領導。除維經斯基之外,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決定任命馬林和片山潛為該局成員[13]。但實際上不管片山潛還是馬林,都從未在該局工作過。

  遠東部及設在海參崴的遠東局的工作重點在中國。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開前后,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不斷地將有關中國的情況匯報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和遠東局[14]。然而,海參崴遠東局雖被寄予厚望,卻隻存在了半年。7月,海參崴局被取消,僅保留一個收集情報和進行聯絡的共產國際代表機構。

  1926年2月3日,時任東方部部長的拉斯科爾尼科夫寫信給季諾維也夫,報怨東方部“由於不能及時得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等)就與該部工作有關的問題作出的決定而一直處於不正常的工作條件下”,提議“有必要讓該部主任(或主任不在時讓他的副手)出席中央(政治局等)相應機關討論與東方部工作有關的問題的會議”[15]。但是,拉斯科爾尼科夫沒有等到相應的改變,一個多月后,東方部被改組為近東(地區)書記處和遠東(地區)書記處。

  (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地區)書記處(Д?секретариат-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секретариатИККИ)(莫斯科,1926.3—1927年底)

  1926年3月2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改組共產國際機構的決定,把所屬各支部所在國家按地理位置劃分為11個地區,每個地區設立一個書記處,由共產國際派一位主管書記和該地區支部的代表組成,故稱為“地區書記處”。“這些地區書記處都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的機構,在它的領導和監督下開展工作。每個書記處有責任系統地研究和分析該地區的國情和共產黨的情況,為共產國際所有執行機關准備問題,執行這些機關的決議,並且監督共產國際所屬各支部執行這些決議的情況”[16]。實際上,每個地區書記處等同於共產國際書記處的一個分部。

  這樣,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被撤銷,取而代之成立兩個書記處,即近東(地區)書記處和遠東(地區)書記處[17]。維經斯基被指定負責遠東書記處的工作。書記處的領導成員有:維經斯基、別達赫特、謝馬溫、蔡和森等。

  1926年4月9日,遠東書記處舉行第一次會議,專門討論了維經斯基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4月27日,維經斯基、羅易、片山潛、金成樹、蔡和森、謝馬溫、福京、太洪、袁慶雲和多比索夫參加遠東書記處會議,聽取蔡和森關於中國目前形勢的通報,建議共產國際應當加強在中國的領導工作,並提出“盡快成立遠東局”,以加強這種領導。[18]其后,拉斯科爾尼科夫任遠東書記處主席(又稱主任)。1927年1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舉行會議,討論決定關於中共五大的准備工作和關於國民黨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派駐代表等問題,並批准瓦格納為遠東書記處書記。[19]

  (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Дальбюро-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е бюро ИККИ)(上海,1926.6—1927.4)

  為了加強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影響,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1926年4月27日決定,緊急成立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設在上海)。4月29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批准遠東局以下組成人員在華工作:維經斯基(主席)、拉菲斯、格列爾、福京和中朝日三國共產黨代表同志。”

  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應當隸屬於遠東書記處,但事實上,遠東局及其俄國代表團的最高領導機構,通常不是遠東書記處,而是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共產國際執委會小委員會,還有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

  維經斯基、格列爾、拉菲斯和福京等遠東局成員於1926年6月18日“在上海聚集並立即著手工作”。他們組成的“俄國代表團”是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的領導核心。遠東局很快又吸收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到中國工作已近1年的納索諾夫參加工作。在19日的遠東局俄國代表團會議上,主要討論並確定以下問題:(1)遠東局的組建:“中共中央應當選派一名常任代表和一名常任副代表參加遠東局工作。”(2)遠東局總的工作性質:“以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中國、日本和朝鮮代表團的身份作為集體機構領導這些國家共產黨的政治、工會和組織活動。”(3)遠東局的基本工作准則:吸收各國黨的代表參加討論黨的問題,對於中國,“隻限於根據中央向遠東局所作的報告進行總的領導”。(4)遠東局與中共中央的聯系: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中共中央的代表同志應定期報告中央的工作,必要時還應就主要的政治問題同遠東局預先進行協商。[20]

  由於中國事態的發展和其他一些原因,“解決中國運動的問題自然佔據著遠東局整個工作的中心地位”。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執委會正式參加遠東局,遠東局主席維經斯基則參加中共中央執委會的工作,實際上是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執委會的代表。

  遠東局下設地區科,除同各國黨進行聯系外,還從事黨建工作和幫助解決工會和青年問題。中國科的工作還有確定國共關系范圍、收集和整理中共中央資料、幫助解決各種問題等任務。遠東局的核心是其中的俄國代表團,其工作同遠東局的活動是同時並行的。在遠東局同中共中央舉行的吸收黨的地方代表和工會領導人參加的聯席會議上,俄國代表團成員討論黨的所有政策問題,聽取黨的領導人的報告和通報,對重要文件作出修改,並為中共的會議起草決議。代表團成員還考察了廣州、漢口、長沙等地的黨組織。

  1927年3月1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人員組成問題》的報告,批准遠東局新的組成人員:鮑羅廷、羅森貝格、羅易和中國共產黨、朝鮮共產黨及日本共產黨各派1名代表,並擬由列普賽任遠東局書記。

  4月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中國代表團作出了解散遠東局的決定[21]。

  雖然遠東局與另一位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鮑羅廷之間、遠東局與陳獨秀之間、遠東局內部始終存在著種種矛盾,但是,遠東局在存在的一年時間裡,還是取得了一些比較明顯的成效,如對三二?事件進行新的分析、對廣東局勢進行全面的政治考察、就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作出比較正確的判斷、指出“資產階級傾向”有在中國得逞的危險,等等。而且,遠東局同中共的聯系是非常密切的,其間,中共的許多重大決策是在遠東局與中共中央執委會代表團的聯席會議上討論和最終決定的。正如遠東局在其報告中總結的:“可以說,在黨的政治生活和活動中沒有一個問題不是在遠東局俄國同志的參與下解決的。”[22]

  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共產國際再次改組機構,執委會下屬的地區書記處由原來的11個減為8個,並成立了東方(地區)書記處。1929年3月至1931年夏和1932年底至1934年10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上海恢復了遠東局。在共產國際執委會領導下,東方書記處和遠東局共同領導中國的革命運動。

  (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地區)書記處(?осточныйсекретариатИККИ)(莫斯科,1927年底—1935.8)

  1927年底,共產國際執委會成立東方(地區)書記處[23],領導人是庫西寧。1928年3月,為了指導中共中央軍事部的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成立軍事委員會,選舉別爾津為主席,米夫、布留赫爾、赫梅廖夫、馬馬耶夫、蘇兆征、向忠發曾在該委員會工作。[24]

  6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小委員會會議決定,建立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常設中國委員會。11月12日,米夫在中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指明,該委員會的任務是:“預先仔細研究與中國工作有關的材料,以便於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經常性的、定期的和系統的指導。”[25]在不同時期參加中國委員會工作的人員有:米夫、阿爾諾特、瞿秋白、張國燾、黃平、鄧中夏、羅登賢、王若飛、余飛等。

  有關中國的一些問題,也在東方書記處處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決定。如1930年11月10日,東方書記處處務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中共中央關於召回張國燾和任命黃平為中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的報告等事項。11月15日處務委員會會議又決定,批准黃平為中共駐東方書記處代表。[26]

  1931年10月3日和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兩次討論關於東方書記處領導工作的問題,決定:由東方書記處三位副主任米夫、馬季亞爾和薩發羅夫組成東方書記處領導委員會,集體決定一切重大問題。在日常工作中,米夫負責對東方書記處機關日常工作的總的領導,薩發羅夫負責中東和非洲黑人國家的問題,馬季亞爾負責近東和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問題,米夫負責遠東的問題。而東方書記處擴大處務委員會“隻作為咨詢機構保留下來”。[27]1932年2月,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再次討論東方書記處的領導問題,決定:東方書記處處務委員會應由米夫、薩發羅夫和處務委員會候補委員弗賴耶爾組成,批准弗賴耶爾在馬季亞爾不在時為正式委員。“庫西寧同志應像以前一樣對東方地區書記處的工作實行總的領導”。[28]

  中共六大后,共產國際執委會及其東方書記處在實施恢復中共組織的計劃方面,在組織蘇聯為中共培養干部方面,在分析黨的領導層、中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以及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和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狀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關於東方書記處的工作,1933年12月,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候補委員的康生作了較高評價。他說:“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地區書記處在紅軍的斗爭中、在反帝斗爭中和在偽滿洲的工作中幫助了中國黨。東方地區書記處很少給中國黨發長篇的決議,但經常發簡短的指示,在實際工作中給以幫助。”同時,他還指出東方書記處的一個“不足”,即:“中國黨很少收入到關於國際問題的材料。這裡有國際性質的困難,但東方地區書記處提供不夠”。[29]

  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的工作到1935年七八月共產國際七大召開時結束。《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活動的決議》要求,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把活動重心移向世界工人運動基本政策和策略方針的制定”,同時“避免直接干預各共產黨的內部組織事宜”。[30]會后,共產國際採取具體措施,改變過去那種過分集中的領導方式,停止召開共產國際執委會或執委擴大會,解散各區域書記處和區域局。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隨之取消。

  10月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通過《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機關結構的決議》,並於10月13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獲得批准。從該決議中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不再分成多個地區書記處,而改成由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統一“研究單個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運動的問題”。為此,書記處重新進行了分工。其中,季米特洛夫任總書記,同時“還負責處理中國問題”。該決議還列出“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機關的組成人員”名單,其中的“季米特洛夫同志書記處”共12名工作人員,米夫任中國問題政治助理,楊鬆和郭紹棠任中國問題顧問,康生任秘書,“季米特洛夫同志直接與中共代表(康生同志)聯系”。[31]

  (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Дальбюро-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ебюроИККИ)(上海,1929.3—1931.8)

  從1928年春到1929年春,幾乎有一年的時間,共產國際執委會沒有向中共中央委員會派駐正式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國際聯絡部駐上海的代表阿爾布列赫特,以及太平洋工會書記處書記兼紅色工會國際代表喬治·哈迪實際擔當這一角色。1929年初,共產國際執委會向聯共(布)中央領導機構匯報了已選定的共產國際代表人選,隨后決定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該局包括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委員會代表(代表團),以及紅色工會國際和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遠東局在與中國共產黨、工會和共青團保持聯系的同時,也關注朝鮮、日本、印度支那和菲律賓共產黨的問題。

  1929年3月,上海遠東局開始工作,成員有:雷利斯基(領導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共中央代表團代表埃斯勒、紅色工會國際代表喬治·哈迪、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馬西。1930年3月至8月,雷利斯基去莫斯科期間,遠東局的工作由埃斯勒主持。1930年7月2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決定:任命米夫為遠東局書記,雷利斯基、羅伯特斯(埃斯勒)、斯托利亞爾、別斯帕洛夫和米林(蓋利斯)為遠東局成員[32]。

  從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二者關系的性質以及遠東局對中共立場影響的角度來看,遠東局從1929年到1931年的活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29年3月至12月。這一時期,遠東局在恢復黨、工會和共青團組織的工作中曾給予中共領導層一定的幫助,還積極參與中共中央各項決議,特別是1929年6月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決議的起草工作。第二個時期是1929年12月至1930年8月末。這一時期,遠東局最大的貢獻是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匯報和肯定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紅軍。第三個時期是1930年8月末至1931年8月。這一時期,遠東局對中共的影響大為加強,尤其在1931年初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進入中央領導層,中共中央同遠東局的關系更為密切。

  1931年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建議遠東局承擔對中國共產黨活動的實際領導工作,與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建立密切聯系並按照不同方向分配遠東局一些成員的工作。”同時強調:“這些想法應該以東方書記處建議的形式轉告遠東局。”[33]但由於蘇區、紅軍部隊與上海的中共中央嚴重隔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遠東局得到的消息有限,而且時斷時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隻能監督蘇區在政治上和干部問題上比較重大的決定,談不上從上海對地方黨組織的活動和紅軍的軍事行動進行有效的領導。

  遠東局1931年工作的最活躍時期持續到五六月份。1931年1月,由於面臨暴露的危險,埃斯勒被迫返回蘇聯。4月,也由於同樣的原因,米夫、蓋利斯和別斯帕洛夫相繼返回莫斯科。同月,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6月,接替阿爾布列赫特任上海國際聯絡部代表一職的魯德尼克和中共中央主席向忠發相繼被捕。這樣,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在華活動幾乎陷入癱瘓狀態。6月和8月,斯托利亞爾和雷利斯基相繼離開上海。至此,遠東局實際停止了工作。[34]

  (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Дальбюро-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ебюроИККИ)(上海,1932年底—1934.10)

  在1931年6月魯德尼克被捕和8月雷利斯基離任赴莫斯科以后,直到1932年夏,隻有青年共產國際代表茨維伊奇1人在上海。1932年春,新的國際聯絡部代表格伯特來到上海,在中國一直呆到1935年5月,恢復了國際聯絡部的機構。1932年9月,新任共產國際代表、德國共產黨員阿圖爾·埃韋特開始在上海工作。

  1932年11月,德國共產黨員奧托·布勞恩(李德)被從滿洲調到上海工作,成為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1933年10月初到中央蘇區。1933年4月,美國共產黨員曼弗雷德·施特恩到上海,被任命為總軍事顧問。1933年10月,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的建議,美國共產黨員賴安來到中國,奉命在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為共產國際的學校招募學生,並幫助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上海中央局組織工會和反帝工作。1933年12月2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派遣美國的貝克作為紅色工會國際代表“到上海從事工會工作”。他於1934年5月到達上海,直到1935年4月離開。

  目前還不能確定遠東局重新開始工作的具體日期。1932年9月“業已到任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埃韋特來到上海后,不知是否立即恢復遠東局的名義。但兩個月后的11月2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號軍事指令》,表明遠東局機構的正式恢復。在這項指令中,遠東局要求蘇區中央局:“請每周不得少於一次向我們提供有關我方部隊和地方部隊的准確信息。隻有這樣你們才能指望得到具體的指示。”[35]1933年底至1934年初,埃韋特、施特恩和賴安成為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的核心。

  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在上海活動的將近兩年時間裡,其成員向共產國際發回大量電報,但他們對中國事態發展的描述、分析和預測,並沒有超出莫斯科的相應評價和其對華方針政策的范圍。從遠東局的文件看,很少提出修改既定策略的問題。甚至1934年9月3日,當中央紅軍已經決定要轉移時,賴安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的信中竟然還說:“現在的局勢對中央蘇區和紅軍是更為有利的”。[36]

  在遠東局和中共中央領導人的來往電報中,討論最多的是軍事問題,很少涉及中央蘇區的內部政策問題。例外的隻有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的政治決議草案。該草案是1933年10月遠東局起草后寄給中共中央的,爾后埃韋特又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對草案進行了個別補充修改。這個決議草案中籠統地探討了有關中央蘇區的內部政策問題。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時期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及其遠東局,與大革命后期共產國際執委會及遠東局相比,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在對待中共及其領導層的態度上日漸變得平和,對中共中央發布的更多的是“建議”,而非“指示”。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前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討論中國問題時特別強調:關於給全會的指示草案,其實“不是指示,而只是建議,最后決定應由[中共]中央自己作出”。[37]

  1934年3月,施特恩返回莫斯科,被安排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負責軍事工作。6月,鑒於有遭到破壞的危險,遠東局領導人埃韋特不得不返回莫斯科。8月,時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代理書記的盛忠亮(化名米茨凱維奇、盛岳)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皮亞特尼茨基,對埃韋特(其實也可看成是對遠東局)在上海期間的工作進行了總體評價。他說:“總的說來,盡管他在自己的留駐期間遵循了共產國際的路線,[然而]他常常犯了一些很嚴重的錯誤”,“低估了蘇維埃運動對於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性”,“在大多數關於軍事問題的指示中,他都沒有向中央蘇區作出政治性的指示”。[38]10月,賴安也回到蘇聯。至此,遠東局實際上停止工作。

  綜上所述,在中共創立、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0—1935),共產國際負責中國問題的組織機構經歷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上海)、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伊爾庫茨克)、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地區)書記處和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地區)書記處五個大的發展階段。期間,共產國際執委會還間斷性地在上海設立了遠東局。

  共產國際和其負責中國問題的組織機構及其代表們對中國革命進行了許多正確的指導和幫助,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這對黨內歷次“左”、右傾錯誤的形成有直接影響。

  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后,共產國際執委會各地區書記處取消,直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共產國際執委會沒有再專門設立領導東方和中國革命的組織機構,也沒有再向中國派常駐代表。此間,由於各國共產黨的抵制,共產國際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逐漸鬆動,各國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獨立發展的機會。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員 北京 100080)

  (責任編輯

  佔善欽)

  注:

  [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17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和中共黨史出版社分別於1997年、2002年和2007年出版。

  [2]И.?.?отникoва:《?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структурыКоминтерна,занимавшиесяпроблемамиКитая(1920—1931гг)》,〔俄〕И.?.索特尼科娃:《負責中國問題的共產國際組織機構(1920—1931)》,該文入選2004年9月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盡管該文作者對負責中國問題的共產國際組織機構歷史演變的梳理還有些雜亂(且隻講到了1931年),一些問題或有遺漏或有待商榷,卻是中蘇(俄)學者中首位嘗試對這一問題作比較全面和深入研究的人。

  [3]以上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36∼41頁。

  [4]《Итогиисполненнойработы/март1921года-март1922года/》,?рхивыиз?оссийского?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рхивасоциалъ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истори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495,目錄154,卷宗135,第13頁。

  [5]《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頁。

  [6]《Итогиисполненнойработы/март1921года2март1922года/》,?рхивыиз?оссийского?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рхивасоциалъ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истори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495,目錄154,卷宗135,第13∼14頁。俄文打字稿。

  [7]《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82∼83頁。

  [8]《Итогиисполненнойработы/март1921года2март1922года/》,?рхивыиз?оссийского?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рхивасоциалъ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истори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495,目錄154,卷宗135,第14、16∼17頁。俄文打字稿。

  [9]需要說明的是,在1922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撤銷后,直到12月共產國際四大后正式成立東方部,共產國際沒有明確和固定負責中國問題的組織機構。但少量檔案文獻中有“遠東部”的字樣,只是其名稱很亂,有時叫東方部,有時又叫局或書記處,其領導有時叫部長,也有時叫主任,但大部分情況下還是稱遠東部。例如,1922年1月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出具的証明中,稱維經斯基為“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部長”,《М??Д??》,?рхивыиз?оссийского?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рхивасоциалъ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истории,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495,目錄154,卷宗142,第6頁;利金1922年5月發往莫斯科的電報寫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ДЕЛД?ЛЪ?Е???????К?ИККИ),但其在文中又稱“無論東方部針對本報告作出什麼決定”,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495,目錄154,卷宗135,第86頁。

  [10]《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233、253、560頁。

  [11]《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3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78頁。

  [12]《М??Д??》,?рхивыиз?оссийского?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рхивасоциалъ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истори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495,目錄154,卷宗142,第4頁。俄文打字稿。

  [13]《М??Д??》,?рхивыиз?оссийского?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рхивасоциалъ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истории.馬林的委任狀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495,目錄154,卷宗209,第1頁。俄文打字稿。

  [14]《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450、492頁。

  [15]《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35頁。

  [16]《真理報》1926年4月4日,轉引自黃修榮《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史》(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37頁。

  [17]《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第222頁。

  [18]《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第227頁。

  [19]《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68∼70頁。

  [20]《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第298、350、304∼306頁。

  [21]《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第151、180頁。

  [22]《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第532頁。

  [23]關於東方書記處成立的確切時間目前還不能確定。索特尼科娃教授認為,東方書記處是1928年七八月共產國際六大后成立的。但根據共產國際檔案,1927年底至1928年六七月中共六大召開前,已有東方書記處的稱謂。見《羅易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所作的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1927年9月17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第440頁。

  [24]《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87頁。

  [25]《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8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8頁。

  [26]《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449、454頁。

  [27]《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40、42頁。

  [28]《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122頁。

  [29]《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645頁。

  [30]《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3輯,第313頁。

  [31]《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45∼46頁。

  [32]《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231∼232頁。

  [33]《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第583頁。

  [34]本節內容參考了〔俄〕?.М.格裡戈裡耶夫著,范曉春譯、王福曾校:《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中國的活動(1929—1931)》,《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

  [35]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204、251∼252頁。

  [36]《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225∼226頁。

  [37]《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496頁。

  [38]以上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173∼174頁。
 
( 出處:中共黨史研究 出版日期: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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