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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抗日尋求外國軍事援助與合作的經歷

章百家  2011年06月03日11:19

  中國為抵御日本侵略進行備戰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從那時起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蘇聯和美國先后是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並進行合作的主要國家。本文主要從中國的角度來考察這段歷史,並著重探討兩方面問題:第一,中國與上述三國進行合作的背景及國民政府在尋求外國援助時主要的軍事、外交和內政考慮﹔第二,這三個國家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過程、規模及其在中國抗戰中的作用。在本文的結論部分將對中德、中蘇、中美三種不同合作模式進行比較。

  

一、德國顧問與德國軍火輸華



  1937年夏季抗日戰爭爆發時,南京國民政府指揮的中央軍是由德國軍事顧問訓練的,其中最精銳的“示范軍”裝備的是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國主要的兵工企業依靠德國設備進行生產,甚至連中國的防御計劃也是由德國軍事顧問制訂的。開戰后的第一場重大戰役“8·13淞滬抗戰”有大約70名德國軍事顧問參與指揮,以致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將這一仗直呼為“德國戰爭”(The German War)。考慮到納粹德國與日本的關系,這一幕似乎是奇特的﹔然而,這奇特的一幕自有其歷史的緣由。

  中德之間的交往始於清王朝末年。那時,德國是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之一,中德關系的基礎是不平等條約體系。在中德關系的早期發展中,德國便是向中國輸出兵工技術、制造設備、艦船和軍火的主要國家之一。民國初年,德國佔據著中國軍火市場一半以上的份額。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中德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戰后,德國喪失了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但歷史卻為戰敗者提供了另一種機會。1920年代中期,中德關系不僅得到恢復,而且顯露出誘人的前景。在一些中國人眼中,德國是唯一的一個可以在平等基礎上與之交往的先進工業國﹔而在一些德國人眼中,中國恰好是重振德國經濟所需要的一個可以進行互利貿易的伙伴。一時間,無論是中國北方的北洋政府,還是南方的革命政府,以及一些地方實力派軍閥,都迫切地希望同德國開展經濟軍事合作。只是由於中國政局過於混亂,德國魏瑪政府遲遲不知究竟把賭注押在哪一方才好。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一時期中德關系尚缺乏鞏固的基礎,德國軍備的發展也受到《凡爾賽和約》的約束,但兩國間傳統的軍火貿易已迅速恢復起來,德國重新佔據了軍火輸華排行榜的首位。

  1927年4月,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這為中德之間開展軍事和經濟合作提供了新的機會。早在一年以前,當蔣密謀反蘇反共政策時,他就委托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曾留學德國的朱家驊物色適當的德國人選,以便日后與蘇聯決裂之時讓德國人取代蘇聯軍事顧問。蔣之所以青睞於德國人,直接原因是他認為德國軍隊訓練有素、武器精良,可作為改造中國軍隊的借鑒﹔更深層的原因是他對德國人的好感與欽佩。青年時代,蔣即認為中國應向德國學習,主張把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作為指導中國實現統一的原則。后來,他甚至提出了一個口號:“德國民族的偉大精神乃是我們未來的榜樣。”現實的需要加之由來已久的精神崇拜,使蔣介石堅定了聯德的決心。1927年底,蔣在上海與朱家驊推薦的德軍退役上校鮑爾(Max Bauer)會面。兩人進行了為時一周的長談。鮑爾就中國的軍隊建設和經濟復興提出不少建議,得到了蔣的賞識。

  1928年,組織德國顧問團的計劃付之實行。3月,南京政府派出以陳儀為首的代表團由鮑爾陪同赴德考察。代表團有兩項任務,一是吸引德國大企業和財團加入中國的復興工作,二是聘請德國顧問、尤其是軍事顧問來華服務。這個代表團在德國進行了廣泛的活動,並同克虜伯、西門子等大公司簽訂了包括軍火在內的價值100萬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貿易合同,這是南京政府第一次從德國訂購大批軍火。當年11月,一個德國顧問團終於組成並啟程赴華。值得注意的是,來華服務的德國人均以私人身份直接受聘於蔣介石,顧問團並沒有得到德國政府和軍方的承認。按照《凡爾賽和約》有關規定,任何德國公民即使以私人身份充當別國軍事顧問都是非法的,因此德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異常小心謹慎。但不管怎麼說,南京政府與德國方面的軍事經濟合作由此開始。

  鮑爾理所當然地成為在華德國顧問團的第一任團長,但其任職僅半年時間。在軍事方面,他除提交了一些建議、初步組建起一支“教導隊”外,主要任務是協助蔣介石打內戰。1929年5月,鮑爾因在內戰前線染上天花去世。

  從1930年5月至1934年5月,佛採爾(Georg Wetzell)受聘任德國顧問團團長。在華四年期間,佛採爾除協助蔣介石進行內戰和圍剿紅軍之外,也參與了中國軍隊兩次對日作戰的軍事部署與指揮工作,一次是1932年初上海的“1·28淞滬抗戰”,另一次是1933年初熱河的“長城抗戰”。在中日關系日趨緊張的情況下,佛採爾採取了不少措施來提高中國軍隊的戰斗力。他有計劃地將鮑爾創建的“教導隊”逐步擴充為三個“示范師”,並組建了10個炮兵營,使蔣統帥的中央軍有了一支德式訓練和裝備的精銳部隊。他親自兼任中央軍校總教官,改進了中國軍事教育體制,提高了教學和訓練水平。他還提出了一套改革中國軍事體系的方案,促使國民政府組建工兵、汽車、高射炮、海岸要塞、電信、炮兵航空觀測機隊等專業化部隊。佛採爾任內,在華德國顧問團的活動開始得到德國官方的重視和支持。

  繼佛採爾之后來華出任總顧問的是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將軍,他是德國國防軍元老,享有“國防軍之父”的美譽。蔣介石對塞克特倍加推崇和信賴,認為在中國“主持建軍”所需要的正是“這樣一個勝任的人”。1934年5月塞克特來華任職時,蔣給了他一個十分特殊的頭銜--“委員長委托人、總顧問”,並委以極大的權力,甚至規定當他本人不在時塞克特具有代表他發布命令的全權。在短暫的10個月的任期內,塞克特集中精力於加強中國的國防能力。他為中方制定了詳細的后勤供應表和一個發展軍火工業的計劃,將中國國防現代化與德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德國顧問及德國企業的幫助下,中國陸續在太原、濟南、昆明、重慶、南寧及廣東等地建立了新的兵工廠,並對漢陽、鞏縣等舊兵工廠進行了改造。應蔣介石的要求,塞克特還設計了從上海到南京間的江南國防工事,這條被稱為“東方的興登堡防線”是中國抗日國防的一項重要工程。

  1935年3月,塞克特因健康原因離華。他的助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將軍接替他的職務,成為最后一任駐華軍事顧問團長。法肯豪森的背景有兩點特殊之處:一是他曾於1912年出任德國駐日本武官,對日本的軍隊及軍事戰略作過深入研究﹔二是他在政治上具有反納粹傾向。這個背景使他很容易得到中方的信任,事實上他也一直採取積極支持中國抗戰的態度。上任不久,法肯豪森就向蔣介石提交了一份《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在這份建議中,他坦陳日本是對中國最嚴重、最直接的威脅,中國的應對方針及准備宜立足於日方軍人得勢。在分析了日軍的進攻方向和戰略部署之后,他指出,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列強沒有聯合或單獨干涉的可能,中國必須傾全力自衛。他主張,當中國軍事力量尚不足以進行現代化戰爭時,可考慮“用持久戰抗敵”,同時應將四川省作為抗日的“最后防地”。在整軍備戰方面,法肯豪森繼續其前任確定的三項主要工作:訓練一支精銳的機動部隊、加強長江一線的布防和加快中國國防工業建設。

  隨著德國顧問在華工作的展開,南京國民政府從德國購買軍火物資、引進軍工設備的規模也不斷擴大。這個過程以1934年為界,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雙方的交易基本採取“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方式。南京政府購買的軍火以槍械等輕武器和彈藥為主,多用於內戰,只是為裝備德式“示范軍”訂購了少量重型武器。由於中方外匯儲備有限,軍火貿易的規模受到相當限制。后一階段,雙方改為實行易貨貿易,這使得中國得以向德國訂購大批軍火,以彌補國內兵工生產的嚴重不足。

  1934年5月,蔣介石秘密向德方表示,中國今后隻購買德國軍火,並委托剛來華任總顧問的塞克特會同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俞大維研究採購軍火事宜。當年8月,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孔祥熙與塞克特的好友、德國商人漢斯·克蘭(Hans Klein)秘密簽訂《中國農礦原料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簡稱《中德易貨合同》)。根據該合同條款,中國可先行向德國訂購軍火物資及軍工設備,然后再以農礦產品償還。這種易貨貿易的互利性質十分明顯。當中國需要借助德國加強國防的時候,德國也迫切需要中國出產的各類戰略原料,其中最重要、最有吸引力的是鎢和銻,尤其是鎢。由於有了這個合同,中方採購額迅速擴大。至1935年底,南京政府在德國訂購的軍火物資總價值已超過1億馬克。從訂貨的種類來看,防空炮、野戰炮、坦克車等數量明顯增加,這些武器顯然為對日作戰所需。同時,為啟動塞克特提出的發展中國國防工業的計劃和滿足對德出口礦產品的需要,中國也增加了工業設備的進口。

  1936年4月,中德兩國政府簽訂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這個合同實際是將先前南京政府與克蘭簽訂的合同升級為兩國政府間的合同,同時由德國政府向中國南京政府提供一億馬克的貨物信用借款。對國民政府來說,政府間的新合同無疑比同私人簽訂的老合同更有利,特別是從加強國防的角度來看﹔但對德國政府來說,這只是一筆生意而不牽涉政治立場。當時,納粹德國正在加速重整軍備,其陸軍需要在中國檢驗其新式武器,國防經濟部門需要獲取並貯藏中國的戰略礦產原料,工業巨頭及軍火商人需要向中國推銷其產品並擴大銷售,這幾方面形成了推進對華貿易的主要力量,並促使納粹政府從后台走到前台。1937年6月,國民政府派遣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及海軍部長陳紹寬赴德洽商軍火貨物交換及聘用德國軍事技術人員等事項,德國政府再次肯定了易貨貿易的原則,並表示願調遣軍事和技術人員來華服務。這次訪問的結果表明,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夕,中德之間仍保持著友好關系。

  1936年和1937年是中方購買德國軍火的高潮。中國從德國訂購的海陸空軍裝備及軍火物資種類繁多,大到飛機潛艇,小到手槍子彈,幾乎無所不包。要弄清這一時期中德軍火交易的細目和確切數額十分困難。一方面,由於戰爭的需要,中方的訂單不斷變更,例如潛艇訂貨最后就全部取消﹔另一方面,由於后來兩國關系的變化,德方也沒有完全履行合同。不過,現存檔案還是披露了一些基本情況。1938年8月,中德雙方對負責兩國易貨貿易的“合步樓”公司(該公司德文名稱為Haudelsgesellsch aft fur Jndustrielle produkte,簡稱HAPRO)的帳目進行清理,有關報告說明:自1934年8月中德易貨合同實施后,中方對德訂貨(包括軍火和軍工設備)總值為3.89億馬克,已實施的長期訂單為1.4億馬克,由德國運抵中國的軍火截至1937年10月止為5,000萬馬克。在隨后的11月,應中方緊急訂貨,德方又從其國防軍裝備中抽調了5,300萬馬克軍火啟運來華。12月,德方又啟運了兩批包括十幾架俯沖轟炸機共值4,400萬馬克的軍火來華。如此看來,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初階段,至少有1.44億馬克(按當時匯率約合5,816萬美元)的德國軍火物資運抵中國,這對加強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無疑起到很大作用。

  中日戰爭爆發后,德國軍事顧問們是忠於職守的,但德國顧問團經10年努力取得的成果其大部分卻在幾個月之內就喪失了。1937年7月5日,即蘆溝橋事件發生前兩天,法肯豪森似乎已預感到戰爭即將來臨。他以總顧問的名義向中方發出一份建議,要求立即將整訓完畢的國防軍開赴華北各國防戰略要地,以備不時之需。蘆溝橋事件發生后,法肯豪森先是受蔣介石委派赴華北前線同中方指揮官會商抗日作戰方案,隨后又不顧德國政府禁令趕赴上海參與指揮圍殲當地日本駐軍的戰役。8月13日,國民政府在上海發起一場“先發制人”的打擊,擔任主攻任務的第87、88師正是德國顧問一手調校的精銳部隊。在法肯豪森看來,這正是檢驗德國顧問整軍成果的難得機會。淞滬抗戰持續了三個月之久,經德式訓練的中國軍隊在日軍攻擊下顯示了較強的戰斗力。但是,11月初,當日軍增援部隊在杭州灣登陸之后戰局急轉直下,上海防御戰遭到慘敗。在中國軍隊潰退的過程中,耗資100余萬元修建的“東方興登堡防線”未發揮任何抵抗作用就被拋棄了。12月13日,日軍佔領了中國的首都南京。據估計,從淞滬抗戰至南京失守,30萬中央軍大約損失了10萬至18萬人。精銳的新編師蒙受的損失最大,失去了1萬名低級軍官,從此基本喪失了獨立作戰的能力。南京失守后,德國顧問團大多數成員隨國民政府撤往武漢,此后他們實際上已沒有多少工作可做。

  中日戰爭迅速升級並趨於曠日持久意味著德國顧問團在華使命的終結。雖然在戰爭初起時德國宣布中立,並向中方表示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同中日沖突沒有任何關系﹔但隨著戰爭的擴大德國的中立實際已難以維持,中德之間的矛盾日益顯露。例如,德國對中蘇關系的改善深感不安,並公開向中方表示不滿﹔在中德貿易中,德方轉而要求中方以外匯現款支付欠缺數額,甚至以停止向中國提供軍事物資施壓。只是由於中德雙方有關人士的努力,兩國關系才沒有立即出現大的倒退,對華軍火供應也又持續了一段時間。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德國政府通過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P. Trautmann)調停中日沖突。這次調停失敗后,德國政府接連採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關系急轉直下。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國將正式承認“滿洲國”。3月,德國單方面決定中止已實施多年的中國軍事學員赴德訓練的合作項目。4月,戈林下令禁止對華輸出軍火,德國外交部向中方交涉召回全部在華軍事顧問。6月下旬,為迫使顧問們盡快離華,德方發出極其嚴厲的訓令:凡不遵從者“即認為公然叛國,國內當即予以取銷國籍及沒收財產處分”。隨后,德方以中國未能如期允准全體德國顧問離華先行召回駐華大使陶德曼,此后再未派出駐華大使。7月5日,以法肯豪森為首的德國軍事顧問團離華返德。

  自1938年起,國民政府為挽回中德關系所作的外交努力幾乎無一奏效,但軍火輸華的渠道一時還沒有完全關閉。當年7月,經過中方有關人員和德國廠商的多次游說,德國政府最后默許將禁運前中方訂購而應於7月交貨的軍火轉交芬蘭公司啟運。此后,仍有少量德國軍火輾轉運往中國。在維持了幾年冷淡的關系之后,1941年7月1日,德國正式承認南京汪精衛政權,重慶國民政府終於宣布與之斷交。

  

二、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



  1938年6月,在德國軍事顧問即將從中國撤出的時候,27名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抵達中國。11年之后,蘇聯顧問重返故地,不過他們的使命已不再是支持中國革命,而是幫助中國抵御日本的侵略和擴張。

  蘇聯軍事顧問第一次來華服務是在中國大革命時期。那時,蘇聯同中國的關系是相當奇特的。1923年至1924年期間,蘇聯在援助孫中山領導的南方革命政權的同時,又與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關系。1927年,蘇聯對華關系遭到雙重挫折。4月,蔣介石在北伐中途公開實行反蘇反共政策,致使蘇聯與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之間的關系破裂了。幾乎與此同時,北洋軍閥張作霖在北京強行搜查蘇聯駐華大使館,引起蘇聯政府的嚴重抗議並撤回了駐華代表。不過,蘇聯當時並未宣布與中國斷交。直至1929年7月,中蘇兩國因中東鐵路發生沖突,雙方關系才完全斷絕。

  1931年“9·18事變”之后,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同時也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共同的敵人促使中蘇兩國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兩國恢復了中斷幾年的外交關系。但是,雙方的矛盾和互不信任依然存在,這就使得中蘇關系的調整舉步維艱。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兩國是否需要簽訂一個互不侵犯條約。事實上,在同蘇聯秘密商談復交問題時,南京政府出於內政方面的考慮、特別是“剿共”的需要,就提出要首先簽訂一個互不侵犯條約,然后再復交。這一違反常理的要求遭到蘇聯斷然拒絕。此后,南京政府才被迫同意無條件復交。1933年5月,中蘇兩國開始就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問題進行磋商,但不久便因蘇聯向日本出售中東鐵路等問題而擱置,南京政府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沒有意義。1935年后,面對日本向華北的不斷擴張,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調整對蘇政策,實行“聯蘇御日”的方針。為此,蔣介石陸續派人向蘇方試探,希望兩國越過互不侵犯條約,直接簽訂互助條約。但是,蘇聯政府堅持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表示願意在簽訂這一條約之后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蘇聯人擔心,簽訂互助條約很可能把蘇聯拖入對日戰爭,而南京政府正想把抗日重擔轉嫁到蘇聯身上。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國民政府別無選擇,中蘇兩國終於在1937年8月21日簽署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盡管蔣介石一再表示,他反對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與蘇聯軍事援助挂鉤,但事實上,正是這個條約奠定了蘇聯援華抗日的政治基礎。《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后,蘇聯立即採取積極行動援助中國。蘇聯的戰略目標十分明確,即通過中國的有效抵抗來拖住日本,使其無力侵犯蘇聯遠東地區。

  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前夕,國民政府就向蘇聯發出了援助請求。8月14日,即在上海的戰斗打響的第二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張沖以蔣介石的名義向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D.B.Bogomolov)提交了一份軍火供應合同草案,國民政府要求蘇聯提供350架飛機、200輛坦克與236門大炮,並要求蘇聯向中國派遣飛行員、航空技師、炮手與坦克手以訓練中國人。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后,國民政府立即派出以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楊杰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對外稱“考察蘇聯實業團”)赴蘇尋求援助。代表團出發前夕,蔣介石親自召見楊杰談話,給他布置的任務是:促進蘇聯參戰,也即是促成中蘇互助協定,最低希望為“俾蘇方源源接濟我軍用品”。

  對於中方援助軍火的要求,蘇聯迅速作出了反應。中國代表團於9月8日抵達莫斯科,受到蘇方十分隆重的接待。據楊杰日記所載:蘇方“對於所需各物,盡量一次給與,且開價極低,一切願望中國勝利之熱誠處處表現”。蘇聯向中國提供的第一批飛機和軍火物資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之間陸續運到中國。主要有軍用飛機297架、各式火炮290門、坦克82輛、汽車400輛及各類零配件和大量槍枝彈藥,總值為48,557,436美元。僅此第一批,蘇聯提供的飛機、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過了德國,其中一些是蘇聯所能提供的最好裝備。

  中國抗戰期間,蘇聯援華軍火的絕大部分是利用蘇聯對華信用借款支付的。蘇聯對華信用借款共有三筆。第一筆對華信用借款為5千萬美元,於1938年3月1日在莫斯科商定。有關條約規定,信用借款用於向蘇聯購買軍工業產品與工業設備,實際是購買中國在戰爭中急需的飛機、大炮等軍火物資。由於在此之前,蘇聯已向中國提供了金額大體相當的一大批軍火,所以條約規定借款自1937年10月31日算起,利息為年利3%,自1938年10月31日起,分5年償還,每年償還1千萬美金。條約還規定,信用借款與利息,中國以蘇聯所需之物品與原料償還,主要是茶葉、桐油、藥材、皮革、羊毛、絲、棉花、銻、錫、鋅、鎳、鎢、紫銅等。蘇聯第二筆對華信用借款仍為5千萬美元,於同年7月1日在莫斯科商定,條約規定中方從1940年7月1日起5年內償還。蘇聯最后一筆對華信用借款為1.5億美元,是1939年6月13日在莫斯科簽訂的,條約規定中方自1942年7月1日起10年內償還。后兩次信用借款的使用、利息和償付辦法與第一次基本相同。

  以上三筆蘇聯對華信用借款總計為2.5億美元,中方前后共分9次動用。其中,第一、二筆借款總計1億美元,分5批動用,至1939年9月1日全部用完。第三筆信用借款,自1939年9月1日至1942年間,動用4批,總計略超過一半。蘇德戰爭爆發后不久,蘇聯對華第三筆信用借款的使用便告停止。這樣,中國實際使用的蘇聯信用借款約為1.73億美元。

  蘇聯不僅向中國提供了優惠的信用借款,還以大大低於當時國際市場的價格向中國提供武器軍火。據顧維鈞回憶錄記載,立法院院長孫科1939年第二次訪問蘇聯歸來后說,他從莫斯科得到了一筆新的1.6億盧布的貸款,按國際價格,這相當於4億盧布,因為蘇聯給中國訂貨所定的價格特別便宜。例如,每架飛機的價格折算成美金僅3萬元,裝備每一個中國師的費用僅合中國貨幣150萬元。這些條件都是由斯大林(Joseph Stalin)元帥和蔣介石委員長互通電報商妥的。據統計,截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時止,中國利用蘇聯信用借款所購賣的飛機及主要軍火物資為:各類飛機904架,其中輕重轟炸機318架,坦克82輛,汽車1,526輛,牽引車24輛,各類大炮1,190門,輕重機關槍9,720挺,步槍5萬枝,步槍子彈16,700多萬發,機槍子彈1,700多萬發,炸彈31,100顆,炮彈187萬多發,以及飛機發動機及全套備用零件,汽油等軍火物資。

  向中國派遣空軍志願人員是蘇聯援華抗日的一個重要行動。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中國空軍約有作戰飛機300架。當年8月中旬“淞滬抗戰”開始后,明顯處於劣勢的中國空軍進行了殊死戰斗,至11月底中國空軍僅存作戰飛機30架左右,完全喪失了作戰能力。在國民政府發出緊急求援后,蘇聯政府迅速從蘇聯空軍中調撥出飛機交中國使用。第一批飛機於10月22日飛抵中國,隨同來華的蘇聯空軍志願隊是一個殲擊機大隊和一個轟炸機大隊,共計254人。

  蘇聯空軍志願人員來華后立即擔負起兩項任務:一是直接參加對日空戰和轟炸,二是培訓中國飛行員和航空技師,重建中國空軍。12月初,在南京保衛戰關鍵時刻,蘇聯空軍志願隊投入戰斗。在最初幾天的戰斗裡,蘇聯空軍志願隊就擊落日軍10余架轟炸機,並在上海港擊沉了日軍一艘巡洋艦及2艘運輸船,首戰告捷。此后,蘇聯空軍志願隊在上海、南京、武漢、蘭州、西安、重慶、成都等地多次執行空中作戰任務並奇襲台北,給日本空軍、海軍及地面部隊以重大打擊。從1937年秋季至1939年夏季,先后來華的蘇聯空軍志願人員(包括航空技師)有700多人,他們當中有200多人為中國人民的自由獨立獻出了生命。與此同時,蘇聯教官還為中國培訓了1千多名飛行員和8千多名航空技術人員。據國民政府當時的統計,從1937年8月至1941年,蘇聯空軍志願隊與中國空軍共擊落擊毀日機1,049架。另據台灣學者統計,蘇聯空軍志願隊共參加過25次戰役,擊落日機100余架,炸沉日軍艦船70余艘。1939年夏季,歐洲形勢日趨緊張,蘇聯空軍志願人員分批回國。此后,隻留下少數蘇聯空軍顧問和教官在蘭州、伊寧等地繼續從事對中國空軍人員的培訓工作。

  隨著蘇聯援華規模的不斷擴大,1938年6月,應國民政府的請求,蘇聯又向中國派遣了高級別的軍事顧問。這一請求是蔣介石經駐蘇大使楊杰直接向斯大林提出的。蘇聯方面很快作出反應,當月即派遣27名顧問來華。抗戰期間,蘇聯派往中國的軍事總顧問前后共四任,最初由1937年11月來華的蘇聯使館武官德拉特文(M.И.Dkatwin)兼任,此后擔任這一職務的是切列潘諾夫(A.И.Cherepanov)(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卡恰諾夫(K.M.Kachanov)(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崔可夫(B.И.Chyikov)(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蘇聯軍事總顧問隸屬於最高統帥部,在總顧問之下建立了覆蓋國民政府軍隊各戰區、各兵種的顧問機構。派遣來華的軍事顧問都是蘇軍中比較優秀的軍官,具有較高的軍事理論素養和較豐富的作戰經驗。

  蘇聯軍事顧問的工作主要是兩大項,訓練國民政府軍隊和參與重大戰役作戰計劃的制定和實施。由於戰爭初期中國軍隊損失慘重,訓練、補充低級軍官和各兵種技術骨干就成為當務之急。蘇聯顧問根據實戰需要,採取分層次、分兵種的訓練方法,力爭在短期內提高中國軍隊的素質。在空軍、炮兵與坦克兵等技術兵種中,蘇聯顧問和教官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根據蘇方史料,至1939年10月在華軍事顧問已達80人,至1941年初更增加到140人。從1937年至1942年間,先后來華工作的蘇聯軍事顧問有300多人,而蘇聯軍事顧問、專家、技術人員加上志願飛行員等,總數大約有5,000人。經由蘇聯顧問和教官培訓的中國軍校學員大約有9萬人。

  1938年至1941年間,蘇聯軍事顧問參與了中國正面戰場幾次重大戰役作戰方案的制訂,但蘇聯顧問的建議很少被國民政府軍事當局完全接受。在1938年夏秋舉行的武漢戰役中,剛剛來華的總顧問切列潘諾夫發現中國軍隊採用的是落后的被動防御,於是向蔣介石提出了一個積極的防御計劃。可惜這個計劃只是在消極防御失利后才被部分採納,未能起到多少作用。1941年夏秋,中國軍隊發動了反攻宜昌的作戰。在發動反擊之前,蘇聯總顧問崔可夫用了三個星期時間深入前線作實地考察,最后與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商定了作戰計劃並報蔣介石批准。然而,在戰役進行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卻下令停止進攻,結果前功盡棄,宜昌得而復失。唯一的例外是緊接反攻宜昌展開的第二次長沙會戰。這一次中國軍事當局完全接受了蘇聯顧問制定的作戰方案,使日軍遭到重創,被迫北撤,暫時放棄了南進的企圖。

  總的來看,蘇聯軍事顧問同國民政府軍事當局之間保持著比較良好的關系,盡管蔣介石從未像信任德國人那樣信任蘇聯人。由於有比較豐富的在華工作經驗,蘇聯顧問十分注意工作方法。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是第二次長沙會戰。在制訂作戰計劃時,蘇聯顧問深知蔣介石和他的將領缺乏進攻勇氣,但並不當面指責,而是耐心說服,爭取他們的支持。長沙會戰告捷后,蘇聯顧問立即退到幕后,“仿佛不存在一樣”。當蔣介石興致勃勃地邀請所有在華軍事使團團長同他一起乘專機飛往長沙視察戰場時,崔可夫以身體不適為由謝絕了蔣的邀請,並命令所有的蘇聯顧問不得參加這次“檢閱”,為的是讓蔣介石及其將領獨享全部勝利的榮譽。正如一位在華蘇聯顧問所說,“經驗表明,顧問在某種程度上應是外交家”。

  蘇聯在援華過程中謹慎地避免觸及中國內政中的敏感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堅持將全部援助都給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據說,援華初期,蘇聯曾考慮贈予中共領導的八路軍一些武器。無論有無此事,蔣介石對此極其敏感。他曾幾次致電在莫斯科的楊杰和孫科,要求他們對任何“以俄貨直接由俄接濟共黨之說”,必須“嚴詞拒絕,切勿贊同”。對這個問題,斯大林的態度也十分現實。在崔可夫來華前夕,斯大林曾直截了當地對他說:照理,中國共產黨要比蔣介石對我們來說更親近些。照理,主要援助應該給予他們。但是,這種援助看起來是向一個與我們保持外交關系的國家輸出革命。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地位還不鞏固。蔣介石則有美國和英國的援助。毛澤東是永遠得不到這些大國的支持的。由於有蘇聯的援助加上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

  斯大林的戰略是讓中國拖住日本以避免日蘇戰爭,而蔣介石對蘇政策的最高目標是蘇聯參戰。為此,國民政府做出了持續不斷的努力。蔣介石本人也曾兩次急迫地請求蘇聯出兵。第一次是在1937年10月至11月間。當時,上海的戰事正處在僵持之中,而九國公約組織即將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討論中日沖突。10月22日,蔣介石致電駐蘇大使蔣廷黻詢問蘇聯的參會方針,他十分關心的問題是“如會議失敗,我國用軍事抵抗到底,蘇俄是否有參戰之決心,與其時間”。11月11日,斯大林接見楊杰、張沖,就中方請求蘇聯參戰問題作出鄭重答復:“蘇聯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蘇聯尚未到與日開戰時機。”兩周以后,蔣介石又親自致電斯大林,呼吁蘇聯“在當前關鍵時刻”出兵,“給中國以生存的幫助”,“挽救東亞危局”。自然,這一呼吁毫無作用。第二次是在1938年夏秋之交。當年7月,蘇日軍隊在中蘇邊境張鼓峰一帶發生沖突。8月,中日軍隊在武漢地區展開了場大會戰。此時,蔣介石再次向蘇聯提出締結互助條約的問題,希望促使蘇聯盡快出兵。9月中旬,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答復說,隻有出現以下三種情況蘇聯才能參加對日作戰:(1)如果日本進攻蘇聯﹔(2)如果英國或美國參戰反對日本﹔(3)如果國際聯盟責成太平洋地區各國參戰反對日本。這實際是明確拒絕了蔣的要求。很難說蔣介石究竟對蘇聯出兵抱著多大期望,但在困境之中他肯定對此難以割舍,哪怕隻有一絲可能。此后,1939年5月至9月,蘇、日軍隊在滿蒙邊境諾門坎發生了大規模沖突。蔣介石再次燃起了蘇聯參戰的希望。但是,這次更大規模的沖突最終也和平解決了。

  1941年,多方面原因促使中蘇關系迅速趨於冷淡。1月,發生了國民黨軍隊圍殲中共新四軍的“皖南事變”,這使得蘇聯不得不出面干預,並以停止援助來向蔣介石施壓。4月13日,在看清日本已無意北進之后,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此后,蘇聯已無暇東顧。1942年2月,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奉召回國,這可以看作是蘇聯援華抗日政策告一段落的標志。此時,中美已經結盟,蔣介石也不再打算繼續邀請蘇聯顧問來華。事實上,仍有一些蘇聯顧問和專家留在中國,直至1944年5月由於新疆問題引起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政府才將他們全部召回。蘇德戰爭結束后,蘇聯按照雅爾塔協定於1945年8月出兵中國東北地區,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三、中美結盟與美國租借物資援華



  1941年12月8日(美國時間12月7日),日軍襲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9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並宣布與德、意處於戰爭地位。1942年元旦,美、英、蘇、中等26國共同簽署了聯合國宣言,中國被列為世界“四強之一”,並與美國正式結為同盟。中美結盟似乎再次印証了長久以來的一種說法,即中美之間存在著一種“特殊關系”。但事實上,中國和美國原本是兩個相當疏遠的國家,長期以來它們各自處於對方對外關系的邊緣。如果不是日本瘋狂的擴張和侵略的推動,它們在相互接近的道路上很可能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提出了著名的門戶開放政策,這常常被看作是中美“特殊關系”的開端。其實,這個政策只是美國對列強的外交,提出的是列強在中國的競爭規則,其目的是為美國未來在中國的商業擴張保留機會。它印証的是中美關系的疏遠而不是密切。就本質而言,當時的中美國關系同中國與其他列強的關系並沒有什麼不同。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的“9·18事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日本對門戶開放政策的公然挑戰,但美國隻做出軟弱的回應。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提出“不承認主義”,但並不打算採取實際行動。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政府執政后,面對國內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孤立主義情緒,對中日爭端推行的基本是一種任隨事態發展的不介入、不干預政策,甚至還想在某種程度上改善美日關系,以避免沖突。美國袖手旁觀的態度並不奇怪,因為它在中國並沒有什麼需要保護的特殊利益。

  1930年代上半期,出於經濟上的考慮,中美之間的距離被拉近了一點。1933年5月,中美之間簽訂了一筆價值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協定。1935年5月,中美兩國財政部又以備忘錄和換文形式達成了一項白銀協定。美國還參與了中國航空業的起步,這是與中國國防建設有關的唯一方面。1932年美國空軍上校裘約特(John H. Jouett)率領顧問團來華,協助中國建立了中央航空學校。從1933年至1937年,美國一直是中國最主要的飛機供應者。在抗戰爆發后的頭半年裡,仍有279架美制飛機運抵中國,此后才急聚減少。盡管美國在幫助中國發展航空業時謹慎而低調,但它畢竟在中國空軍的萌芽階段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七七事變之后,國民政府最初並沒有向美國伸出求援之手。蔣介石的設想是通過短暫的抵抗引起英、美、法等西方國家出面干涉,盡快結束中日沖突。當時,中國外交工作的重點在英國而不在美國。九國公約會議和陶德曼調停相繼失敗之后,國民政府才認真考慮制訂戰時外交政策的問題。1938年上半年,國民政府內部討論的中心議題是,戰爭期間中國到底能從哪裡獲得最大支持,是從英、美、法三國,還是從德、意兩國,或是從蘇聯。官員們分成三派,各執一詞,爭論不休。直到1938年中,國際形勢漸趨明朗,討論才告結束。蔣介石得出的結論是:“英國老謀深算,說之匪易,俄國亦自有國策,求援無效。惟美國為民主輿論之國,較易引起俠義之感,且羅斯福總統確有解決遠東整個問題之懷抱。如輿論所向,國會贊同,則羅斯福總統必能有所作為。”

  經過這一番討論,國民政府最終確定了以爭取美國為中心的戰時外交方針。6月9日,蔣介石把中國戰時外交方針綜括為以下幾點:(一)對英美應有積極信賴的方案提出,應運用英美之力,以解決中日問題﹔(二)對蘇俄應與之聯絡﹔(三)對德應不即不離。為盡快加強對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國民政府派遣胡適出任駐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電胡適,列舉對美方針,計有四項內容:(一)促成美國修正中立法﹔(二)盡快爭取美國財政援華﹔(三)促請美國對日實行“隔離”政策,限制美日貿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國在亞洲合作,並以美國牽制英國,防止歐洲戰爭爆發后英日妥協。這份電報表明國民政府已形成明確的對美政策,美英之間已以爭取美國為主。此后,這四個方面就成為中國對美外交的主要任務,中美接近的過程由此啟動。

  謀求美國的財政支持和貸款是國民政府爭取美援的重點。“7·7事變”的第二天,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Henry Jr. Morgenthau)簽署《白銀黃金互換協定》。按照這個協定,在抗戰開始后的第一年裡,中國共向美國出售了價值達1.38億美元的白銀。次年春季,美國允許中國將與此有關的部分貸款用於穩定通貨以外的目的,這就形成了事實上的購貨貸款。利用這筆貸款,中國購買了價值4,800萬美元的戰爭物資。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國與美國達成了戰爭期間的第一筆貸款協議,即桐油借款。按照這一協議,美國進出口銀行將向中方公司貸款2,500萬美元,年息4.5厘,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內向美方公司出售22萬噸桐油。這筆貸款的主要作用是購買汽車及改善滇緬路的運輸。一般認為,這筆貸款是美國援華和戰時中美合作的開端。1940年3月和9月,中美之間又以類似辦法達成了兩項貸款協議,價值2,000萬美元的華錫借款和價值2,500美元的鎢砂借款。這兩項貸款年息減為4厘,其他條件也較桐油貸款優惠。雖然按照合同條款中方仍不能購買《中立法》所禁運的軍火,但事實上中國政府利用這兩筆貸款不僅購買汽車、兵工材料、航空汽油等軍需物資,還採購了價值2,684,700美元的45,000支手槍及其他軍事器材。后來,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雙方又對鎢砂貸款合同作了修訂,中方得到更大的優惠。

  從1939年起,國民政府開始把爭取同英、法、美等國開展軍事合作的問題提上日程。這一年初春,日軍佔領了中國的海南島及南沙群島,南下意圖明顯。3、4月間,國民政府擬就一份中、英、法合作方案並送交英、法、美、蘇四國政府。這個方案的主要內容是:中、英、法三國首先在遠東開展軍事、經濟合作,在適當時機邀請蘇聯參與,並請美國作平行行動,各國對日採取一致步驟,共同維持在遠東的權益,對日作戰各國不得單獨與敵停戰或議和。對於中國的這項提案,英、法、美互相推諉,誰也不肯明確表態。此后,國民政府還多次向美、英等國提出過類似的建議,可是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這些努力毫無結果。

  自確立了以美國為中心的戰時外交政策之后,國民政府為爭取美援絞盡腦汁,但所獲甚微。1939年歐洲戰爭爆發時,蔣介石曾預料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有可能好轉,但此后一年形勢反而日趨險惡。1940年夏秋之際,法國在本土的抵抗崩潰,隻好聽任日軍進佔印度支那。英國在希特勒跨海作戰的叫囂下惶惶不可終日﹔當日本以宣戰相要挾時,它隻好關閉了中國僅存的對外通道滇緬路。美國雖然宣布實行對日禁運,但它向中國提供的援助仍極為有限。中國爭取美國援助之所以十分艱難,一方面在於美國國內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面則在於羅斯福政府一直謹慎地在對華政策和對日政策之間尋求平衡,其援華的最低目標是維持中國抗戰不致崩潰,最高限度是不致引起日本對美國採取報復行動。國民政府的官員們的感觸是:美國的援助不到重慶政權“最吃緊之危機,或暴敵最橫行之時”決不出手,盡管這幾筆錢對美國不過是如摩根索所說的“不比一艘戰列艦的價值大的錢”,但對重慶卻每每起到“打強心針之效能”。求援的艱辛經歷使蔣介石百感交集地說:“對敵國易,對友邦難,受人接濟,被人輕侮。此種苦痛不能大忍,則決不能當此重任。”

  中美接近的過程在1940年秋季德意日三國簽訂同盟條約之后便陡然加速了。一方面,國際形勢的演變使得羅斯福政府意識到必須加強中國的力量以牽制日本﹔另一方面,蔣介石也利用這一機會向美國施加了壓力。蔣的成功之處不僅在於他很快從美國得到了一筆巨額援助,更重要的是他極大地影響了此后中美關系發展的方向。

  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簽訂之后,駐美大使胡適曾致電中央,建議趁“世界大勢已極分明”之時召回駐德、意大使,以表明中國的氣節和立場。但蔣介石卻決定“對德、意暫取靜觀”,同時散布對日和談的消息,以給外界造成中國去向未定的印象。隨后,他分別約請英、美大使長談。10月14、16兩日,在與英國大使談話時,蔣強調了三點:第一,“英、美素以殖民地視中國,看不起中國之力量。倘不先放棄此項成見界限,不必討論合作辦法。”第二,“英美專恃海空軍以謀遠東,對日勝利,實感不足,必須有大量陸軍之協助,始克有濟。”第三,“倘使中國停止抗戰,日本是否減少其一最大威脅之國,而竭其人力物力自由實行南進政策。”“中國抗戰已愈三年,業已到決定自己地位之階段。將於兩個月內決定適應此新局面之未來政策,斷不能長此放任不決。”18日,蔣又接見美國大使,也強調了三點:第一,國民政府“所慮者,惟中共猖獗”,“我人至今已不患日寇敵軍之侵略,而患國內經濟與社會現狀之崩潰”。如能得到美國的援助,“則中共自無所施其技矣。”第二,要使國民政府繼續抗戰,“非有美國在事實上之繼續援助不可”。“惟美之空軍與經濟之援助,乃足以固我動搖之經濟與民心”。蔣要求美國每年向他提供500至1,000架飛機,並派遣美國空軍志願飛航人員來華,“此實美國惟一替代對日作戰之良策也”﹔同時“深盼今后對我貸款化零為整,一次貸我以巨款。”最后,蔣再次提出中、美、英三國合作的問題,他希望先建立一個有實無名的同盟,並表示無論國際形勢如何發展,“我國當隨美國之領導自無待言”。

  蔣介石的計謀果然得逞。11月下旬,羅斯福出於擔心“蔣汪之間正在進行一些活動”,要求摩根索迅速供給中國一筆巨款。當月30日,在日本正式承認南京汪精衛政權的當天,羅斯福發表聲明,宣布對華貸款1億美元。這筆巨額貸款中一半是財政部的平准基金貸款,另一半是稍后才談妥的進出口銀行的金屬借款。隨后,羅斯福要求國務院、財政部及陸、海軍各部門尋求可行途徑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在圍剿中共新四軍的事件發生后,美國的援助一度有所停頓,但當日蘇可能簽訂中立條約的消息傳出后,美國再次快援華步伐。

  從1941年起,美國對中國的援助逐步納入了租借法案援助計劃之內。2月,羅斯福派其行政助理居裡(Lauchlin Currie)使華,考察中國政治經濟狀況,他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研究戰時中國的需要,為即將實施的租借法案做准備。在同居裡會談時,蔣介石就美國援助問題著重提出四點要求:一是希望美國派遣政治顧問來華,以加強兩國領導人之間的溝通﹔二是由美國顧問協助管理滇緬公路,並由美國投資修建滇緬鐵路﹔三是要求美國盡快提供中國所需的飛機及各種武器﹔四是請美國協助中國穩定經濟,包括法幣、物價和外匯。鑒於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對中國士氣影響甚大,4月17日,美國政府決定立即向中國提供4,500萬美元的軍用物資,這是租借法案軍事援華的開始。5月6日,羅斯福正式發表軍火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的聲明,同時宣稱:“保衛中國即是保衛美國的關鍵”。國民政府隨即任命宋子文為代表,負責申請並接收租借法案下給予中國的美援物資事宜。按照蔣介石的指示,宋子文與美方交涉軍事援華重點為三項:第一,由美國提供訓練與技術援助,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化空軍﹔第二,訓練並裝備中國陸軍30個師﹔第三,幫助中國建設滇緬鐵路和公路,並提供運輸車輛等。7月,羅斯福派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來華,出任中國政府政治顧問。8月,美國宣布以馬格魯德(John Magruder)為駐華武官兼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 縮寫AMMISCA),其主要任務是負責租借物資援華。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中美立即結為同盟。這不僅在兩國激起了過多的幻想,也掩蓋了中國抗戰以及中美之間存在的種種問題。與美國結盟是重慶政府夢寐以求的目標,當這一目標突然實現之后,蔣介石已無心全力抗戰。他認為,英、美、荷在太平洋上早已商定共同作戰計劃,而始終不通知中國,是“視中國無足輕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實力”。同時,他又感到,由於美日戰爭的爆發,“我國抗戰……危險已過大半,往日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全力侵華之危機不復存在了”。蔣的這種心態加上他越來越把中共視為更危險、更主要的敵人,這就使得中美戰時合作十分艱難。

  由於缺乏相互了解和准備不足,中美雙方在合作之初未能建立起一個協調高效的聯合指揮機構,后來的發展表明這是一個嚴重的失誤。為加強中美戰時合作,羅斯福請蔣介石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司令,並應蔣的要求,派遣有15年在華經歷的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中將來華,出任美國政府駐華軍事代表兼戰區參謀長和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然而,這個戰區形同虛設,更糟糕的是對史迪威的任命有違蔣的原意。蔣需要的是一個並不了解中國情況,但能聽命於自己並能為自己向美國索取援助的參謀長﹔但美國派來的卻是一位“中國通”,而且具有雙重職責--作為駐華軍事代表,史迪威必須接受美國政府指示並負責監督和控制所有的美國軍事援華事務﹔而作為聯合參謀長,他又應當服從蔣介石的領導。由於中美雙方對史迪威職權的界定未能取得一致,這后來就成為引起美蔣戰時摩擦的導火索。

  美國突然卷入戰爭打亂了剛剛展開的援華計劃。美國“先歐后亞”的戰略和中國處於美國所有供應線中最細長的一條的末端,決定了美國沒有能力向中國提供大量的現代化軍事裝備,中國戰場注定隻能依靠極其微薄的資源去對抗大量的敵人。但是,蔣介石並不打算根據實際情況自力更生地進行戰爭,對重慶政府來說,戰時中美合作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不斷向美國開列索要物資和貸款的清單。

  租借物資援華從一開始就受到交通問題的困擾。1941年,根據第一次對華租借撥款的數額,美國擬向中國輸送4,500萬美元的物資,其中1,500萬美元的物資用於滇緬鐵路的建設。但是,由於找不到足夠的船隻,實際隻有2,600萬美元的物資由美啟運﹔這些物資輸送到中轉港口仰光后,又因中國唯一的對外通道滇緬路擁擠不堪而大多滯留在那裡﹔由於管理混亂,從緬甸運出的物資途中又遭很大損失,到達重慶時幾乎隻剩下三分之一。1942年4月,由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進行的“南緬保衛戰”失敗,滇緬路也被切斷了。此后,為維持中國抗戰,美國開辟了從印度阿薩姆(Assam)飛越喜馬拉雅山脈到中國昆明的空中運輸線,史稱“駝峰”空運。這是一條極其危險的航線。1942年全年,經這條航線空運至中國的援華物資僅為1,571短噸。盡管數量極少,但它作為盟國堅持援華的象征卻有著巨大的心理作用。1943年至1944年兩年,美國空運指揮部(ATC)和中國航空公司(CNAC)做出最大努力並付出慘重的人員犧牲,運住中國的物資總計達到194,072短噸。1944年5月,史迪威率領的中國駐印軍收復了緬甸北部。此后,由於航線大大縮短,空運物資的數量出現明顯增長。1945年初,史迪威公路通車,運輸狀況進一步好轉。

  從1941年中至1944年中,物資匱乏和由此引起的分配問題使得中美合作關系相當緊張。幾乎從一開始,美國陸軍和財政部就要求對援華租借物資有嚴格的控制和監督。這不僅是為了減少損失、提高援助效果,還因為負責租借援華事務的馬格魯德報告說,中國要求更多的現代裝備,不是出於對日作戰的需要,而是要使中央政府在其他國家用外交壓力把日本逐出中國之后變得更加安全。但是,在蔣介石看來,造成援華不力的關鍵原因是租借物資的分配權由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簡稱C.C.S.)軍火分配委員會(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掌握,中國均不得派代表參加,得不到平等待遇,“在這場戰爭游戲中只是一個被利用的棋子。”同時,更使蔣感到不滿的是1942年5月以后軍火分配委員會確定的由史迪威負責接受租借援華物資的辦法。因為此前美國援華物資裝船離美后其所有權即屬中國,而此后隻要史迪威尚未把物資交付中國,其所有權仍屬美國。美國提供的援華物資太少,而且經常不能兌現已經許下的承諾,這引起了蔣介石日益增長的不滿。與此同時,蔣介石消極抗戰的做法也引起了以史迪威為代表的美國軍方的日益增長不滿。他們要求羅斯福對蔣實行“交換”和“壓力”政策,以援助作為迫使蔣抗日和改組中國軍隊的條件和砝碼。中美戰時合作中的一場危機由此而發。1944年10月,蔣介石終於在羅斯福派來的特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的幫助下趕走了史迪威。

  事實上,因租借物資分配引起的矛盾不僅存在於中方與美方之間,也存在於以史迪威為代表的在華美國陸軍和以陳納德為代表的在華美國空軍部隊之間。在這場內部斗爭中,由於羅斯福無法對中國進行有效的援助,隻好採納陳納德提出並得到蔣介石支持的空軍優先戰略,陳納德的航空隊因此一度擁有了對“駝峰”物資的優先權,在最困難的時候獲得了有限的援華物資中的70%。與此同時,中國軍隊每月所得到的“租借”配額隻在500噸上下,到1944年5月累計所得的武器裝備不過萬余噸,還主要用於補充駐扎在滇西由美軍訓練的中國遠征軍。

  戰爭期間,中國對飛機的需求最為迫切,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援助也首先集中於空軍。1940年春,日本空軍對重慶及四川各空軍基地轟炸使中國空軍再次陷入困境。在租借法案實行前,中方已向美方提出在1941年3月前補充新式飛機500架,並由陳納德在美招募志願飛行員來華。在租借法案實行后,中國發展空軍的計劃是達到1,000架作戰飛機,第一步是組織驅逐機350架,轟炸機150架,並根據損失按月補充逐步增加。但事實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僅得到100架P-40式戰斗機。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方不停地向美方交涉飛機問題,美國允諾的數量極少,而且答應援華的飛機也往往不能落實或中途轉飛其他戰區,落實的也由於輸送路線過長,轉運途中損失嚴重。例如,1942年,由美國運至印度的一批援華飛機為263架,最后飛抵中國境內時僅剩136架,約為半數。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中國上空作戰的“飛虎隊”譜寫了中美戰時合作中最富傳奇色彩的一幕。這支部隊的正式名稱是美國志願航空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簡稱AVG),它於1941年春經羅斯批准開始籌建,8月1日奉蔣委員長命令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務是協助中國空軍掩護滇緬公路運輸及保衛雲南領空,由美籍顧問陳納德為指揮官兼大隊長,下轄三個驅逐中隊,共125架飛機,主要是中國所得到的那100架P-40式戰斗機。志願大隊於當年12月20日投入對日作戰,先后在昆明、仰光、桂林等地擊落日機299架。1942年7月4日,志願大隊撤銷並入美國陸軍第10航空隊第23戰斗大隊,稱為駐華航空特遣隊。特遣隊在華中、華南先后擊落日機149架,投彈214噸。1943年3月該隊擴編為美軍第14航空隊,繼續在華作戰。當年10月,陳納德又推動中國空軍現代化計劃的實施,在14航空隊下籌組了一支中美空軍混合部隊,以赴美接受訓練的中國飛行員與美國在華航空部隊聯合作戰。

  雖然戰爭期間美國提供的飛機數量與中國的需要之間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缺口,但到戰爭結束時美國提供的飛機總數已穩居第一位。據台灣方面統計,抗戰期間中國從外國獲得的飛機總共為2,351架。其中,向美國購買與租賃的合計為1,394架,包括驅逐機1,038架、轟炸機244架、偵察機15架、運輸機97架,佔總數的59%。來自蘇聯的為885架,包括驅逐機563架、轟炸機322架,佔總數的37.6%。其余為來自英國36架、法國24架、德國12架,這三國僅佔3%。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提供的飛機中,有552架即將近40%是1944年下半年以后才運抵中國的,其中的大部分撥歸美國第14航空隊使用。直到戰爭結束后的1946年,美國提供的飛機數量才大致符合了國民政府的要求。

  裝備及訓練陸軍30個師是租借法案援華之初所定的三項重點之一。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中美雙方曾討論過向中國陸軍提供裝備的問題,但並未確定。此后,雙方擬議裝備中國軍隊的數量時有增減。開羅會議期間,史迪威曾為中國擬定了一個裝備90個師的計劃草案,此為擬議中的最高數額。至戰爭結束前后,實際落實的計劃為裝備國民政府所轄中國軍隊39個師。

  1942年秋至1944年初,接受美國訓練並由租借物資裝備的中國軍隊主要有兩支。緬甸戰役失敗后,中國遠征軍殘余部隊撤退入印。史迪威為實現反攻,向中國最高軍事當局提出在印度訓練中國軍隊方案。主要內容是:精選中國士兵10萬分批赴印由美國軍官加以訓練,並撥用中國所得租借物資裝備,組建成2個軍,每軍下轄3師,並配備若干炮兵及坦克部隊,外加1個師及6個傘兵營為后備力量,再以此為核心擴建中國新軍30個師。這支部隊以印度東北部比哈爾省(Bihar)的藍伽(Ramgarh)為訓練基地,史迪威任教練營長官,羅卓英為副。遠征軍由此改稱駐印軍,稱為Y部隊(Yoke Force,簡稱Y-Force)。訓練工作自1942年9月開始,至1944年1月完成,受訓結業的中國軍官兵32,293人,編為三個師。后來,這三個師又擴編為新1軍及新6軍,為日后收復北緬的主力軍。藍伽訓練開始不久,史迪威又提出訓練第二批中國軍隊30個師的計劃,以此作為打通滇緬路,實行總反攻的主力軍,獲中、美最高軍事當局同意。1943年2月1日,陳誠奉命擔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4月1日,在昆明和桂林同時成立步兵訓練中心。第二批的訓練與駐印軍的訓練有所不同,受訓官兵系自前方抽調,分批進行6周集訓,美方隻提供教官,所使用的武器大部分由中國自己提供。1943年8月魁北克會議(Quebec Conference)后,反攻緬甸的戰略計劃有所變化,由收復全緬改為僅收復北緬,因此訓練第二批30個師的計劃大部未能實行。雲南所編練之新軍被視為第一批30個師部隊的一部分,獲准裝備美式武器的部隊僅3個師,為原案的十分之一,被稱為Z部隊(Z-Force)。1944年4月,為迫使蔣介石同出動Z部隊參加收復北緬的戰斗,美國甚至以停止撥發援華物資相要挾。這使蔣忍無可忍。此役結束后不久,史迪威事件就爆發了。

  史迪威離華后,其繼任者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確定按照裝備中國軍隊39個師的方案辦理:即遠征軍30師,駐印軍5師,第二批原計劃30個師中的3個師,外加學生軍1師。據台灣學者統計,先后接受美式裝備與訓練的中國部隊為:新1軍、新6軍、第5軍、第2軍、第8軍、第13軍、第54軍、第53軍、第73軍、第74軍、第71軍、第94軍、第18軍,每軍下轄3個師,共計39個師。雖然訓練和裝備的計劃是在戰爭末期制訂的,但這一工作的完成卻是在戰爭結束之后。另據大陸學者統計,由美國租借物資裝備的國民黨軍隊至少應有44個師。在這些部隊中,除新1、新6兩軍和中國遠征軍(2、6、8、53、54和71軍)的16個師參加過緬北戰役之外,其余部隊裝備好之后幾乎未與日本交火,就投入了內戰,並且主要投入到東北戰場。國共雙方對那一地區的爭奪是引發全面內戰的導火索。

  除了向中國空軍和陸軍提供援助之外,美國還幫助國民政府重建海軍。1944年1月,國民政府向美方提出租借艦艇8艘的計劃。美方原則同意租借4艘驅逐艦和4艘掃雷艦,並確定於戰后勿須交還。1945年2月,國民政府派出官兵1060人赴美培訓。1946年中,完成訓練的官兵將8艘艦艇駛回中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21日,杜魯門正式宣布停止執行“租借法”,但對華租借卻一直延續到1947年才告結束。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依據租借法案向38個反法西斯同盟國提供了500億美元以上的實物和勞務援助,中國作為主要盟國之一僅得到了其中16.02億美元(包括戰后),佔美國全部對外租借援助的3.2%。雖然從排名看中國位於英、蘇、法三國之后佔第四位,但所得援助實在難與前三國特別是英、蘇兩國相比。

  關於中國戰時所獲得的租借物資,美、中兩國的統計有較大差距。據《美中關系白皮書》統計,從1941年5月至戰爭結束,美國援華的租借物資及勞物總計約為8.46億美元,其中槍炮彈藥、飛機、坦克、車輛、船艦及各種軍用裝備價值為5.17億美元,其余為基本為工農業商品和各類勞務開支。國民政府駐美物資供應委員會根據美方“起運付款之物資通知書”所統計的援華數額約為6.85億美元。國民政府財政部根據該會提供的“租借”物資船運綜合帳得出的約為5.98億美元。造成美中雙方統計差距的原因可能是,部分物資經美軍直接撥交中方,未經中方供應委員會﹔此外,中方的統計似乎也未包括勞務費用在內。

  從軍事租借物資援華的過程來看,從1941年中至1943年底,在中國抗戰最困難、最需要外援的時期,中國所得的援助甚少,根據美方統計僅為2.01億美元,其中還包括2540萬美元的運輸費用。從1944年初至1945年抗戰結束,中國獲得租借物資約為6.45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物資是在1945年初史迪威公路通車之后才運往中國的,而這時美國援助的目的和作用都開始發生轉變。這一年年初,赫爾利對蔣介石說:“等到戰爭結束時,你那些裝備精良的師團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戰勝共軍了。”從抗戰結束至1947年底,國民政府繼續從租借法案下獲得6.947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加上美國以其他各種方式提供的軍事援助,國民政府在戰后所獲得的軍援事實上已超過戰爭期間所獲得的軍援。

  

四、簡短的結論



  中國國民政府爭取德國、蘇聯和美國的援助並與這三國進行軍事合作,是在中國抗日戰爭的不同階段相繼開展的。作為三個案例,它們各有不同的雙邊關系背景,面對特定的不同環境,也各有不同的合作形式,結果也不一樣。這裡僅想通過簡單的比較概括它們各自的特點。

  從雙邊關系的背景來看,中德兩國是在比較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合作的,盡管軍事是雙方合作的主要領域,但這一合作最初並不針對特定的第三方。中德合作的形式十分簡單,蔣介石以私人名義雇用德國人,德國顧問隻對蔣個人負責。這種合作方式繞開了國家間的合作可能遇到的種種難題。盡管兩國有著不同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但合作者近似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卻基本填補了這個差異。總的來看,蔣介石對德國顧問是高度信任的,德國顧問團在中國的工作也推動了中德關系的改善和發展。

  從軍事上說,德國軍事顧問的作用在於向國民政府的軍隊初步灌輸了現代軍事觀念,幫助建立了一支比較現代化的陸軍示范部隊,改進了中國的兵工后勤系統,使從一支隻能打內戰的軍隊開始朝著國防軍的方向轉變。大批德制武器和軍工設備的輸入提高了中國軍隊的戰斗力,也為德國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利益。

  一個有趣而奇特的現象的是合作雙方並沒有共同的戰略目標,合作只是為了各取所需。然而,正是這一點最終使得雙方的合作難以為繼,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德日之間日趨緊密的戰略關系注定中德兩國要分道揚鑣。中德之間的軍事合作在歷史上並沒有留下多少印跡,這不僅是由於德國顧問歷經十年訓練的中國精銳部隊在抗戰的頭半年裡就消耗怠盡,更重要的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所具有的反法西斯性質使這段歷史不願被人提起。

  中蘇之間的合作是以抵御日本侵略擴張的共同戰略利益為基礎的,但合作對雙方來說都是權宜之計。鑒於以往第一次合作的教訓,新的合作有明確的限度,雙方都謹慎地提防對方損害自己更根本的利益,蔣介石擔心蘇聯會借機干預中國內政,而斯大林則擔心中國會把蘇聯拖入對日戰爭。因此,中蘇合作的形式也比較簡單,基本限於蘇聯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而盡可能不涉及其他領域的問題。

  就蘇聯當時的國力而言,斯大林相當慷慨,他給予中國的軍事援助是及時的、大量的。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大批飛機,幫助中國重建空軍,還派出幾百名空軍志願人員來華參戰。蘇聯向中國陸軍提供了包括坦克、火炮等重武器在內的大批軍火,蘇聯軍事顧問還參與了幾次重大戰役的策劃和指揮。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可以認為,蘇聯在1938至1940年間向中國提供的軍事援助與美國在1942至1944年間向中國提供的援助大致相當,如果不是更多的話,而且國民政府得到這些援助也未像后來獲取美國援助那樣頗費周折。

  斯大林的精明體現在他對援華目標的把握上,他的目標明確而有限,就是要讓中國有能力拖住日本。當蘇聯免除了日本進攻的顧慮之后,雙方的合作實際上也就結束了。在蘇聯援華的這幾年裡,中蘇關系有了明顯的改善,兩國之間的合作總的來說也比較順利。這次合作,對蘇聯來說完全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對中國來說畢竟是在抗戰最孤立、最危險的階段得到了外來的巨大援助。

  中美結盟的經歷說明了兩個互不了解、實力相差懸殊、體制難以銜接而又彼此期望過高的伙伴進行合作時的困境。中美之間的合作從形式上說是全面的,但雙方真正展開抗日合作的領域其實卻十分有限。不過,無論如何,中美兩國是為徹底擊敗日本而結盟的,在這個意義上,這個同盟對雙方來說還是成功的。

  在軍事方面,盡管美國提供的援助是有限的,但它畢竟為中國保持了一支空中力量,幾乎整個抗戰時期,中國的空中力量都是靠外國的援助來支撐的。在地面戰爭中,美國人的作為有限,史迪威率領的中國軍隊主要是為打通中國的對外交通線而戰,這場遲到的勝利對中國抗戰全局的影響有限。

  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美國向中國提供的援助最為全面、規模最大﹔然而,卻沒有什麼人給予美國援助和戰時中美合作以較高的評價,而批評意見比比皆是。從援助的效果來看,援助方和受援方都有理由表示自己的不滿。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很難認為對中國的援助是有效的,它起到的作用僅僅是“維持中國繼續抗戰”(Keep China in the War),而未能促使中國給日本以有力打擊。從國民政府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援助多屬“口惠而實不至”,因為盡管這個政府得到了美國的全部援助,但其所得不僅遠遠少於其所要求的,而且也少於美國所允諾的。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援助埋下了日后國民黨發動反共內戰的禍根。出於抗日需要,美國軍方和史迪威曾有過用“租借”物資裝備中共抗日部隊的想法,但僅限於口頭和紙上,並無任何實際行動,而且這種意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向蔣介石施壓。盡管中共為爭取美國援助付出過努力,而且同美軍開展了情報方面的合作,但最終也未獲得租借物資的一槍一彈。

  問題的症結在於,中美戰時合作雖以軍事為主,但它很快就與復雜的政治問題糾纏在一起。蔣介石從一開始就希望憑借美國的支持制服中共,而戰爭后期美國政府則希望通過支持蔣介石來防范蘇聯的崛起。正是在擊敗日本這一目標之外的各種考慮,使得戰時的結盟只是暫時拉近了中美之間的距離,卻最終釀成了兩國長久的對立。

  總起來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從外國獲得的援助相當有限,全部算起來也隻有11億美元左右。用極為有限的裝備和物資對抗大量的敵人,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何戰區所沒有的情況。同時,作為一個不統一的弱國,中國很難找到一個穩定的同盟國,而其他國家也很難把中國視為一個可靠的伙伴。這使中國尋求外國援助和合作的經歷充滿艱辛。
 
( 出處:中共黨史研究 出版日期: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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