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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國際戰略與第三世界

賀艷青  2011年06月03日11:17

  摘要:本文通過對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毛澤東國際戰略調整過程的研究,認為在這一時期,在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中,第三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有明顯的變化。第三世界逐漸成為中國在不利的國際環境中抗衡美蘇的一個重要因素。有關第三世界的認識影響了毛澤東對於世界形勢的判斷,以及他的國際戰略的調整,從而醞釀了70年代初中國國際戰略的重大轉變。

  關鍵詞:毛澤東﹔國際戰略﹔第三世界﹔統一戰線

  對毛澤東國際戰略的研究,是毛澤東思想研究和新中國外交史研究中的重大課題。目前研究者對毛澤東國際戰略構成因素的分析,多集中於大國關系、意識形態、國內政治等方面,以第三世界為研究重點的文章並不多。本文旨在對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毛澤東國際戰略中的第三世界因素作一初步考查。

  

一、影響毛澤東對第三世界認識的幾個因素



  國際戰略,包括對國際社會所處時代和基本發展規律的認識,包括對國際格局的判斷以及在此判斷下所制訂的對外關系原則和方針政策。毛澤東對國際格局的判斷和所採取的相應對外政策,是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不斷進行調整的。然而,毛澤東對於國際社會所處時代背景的認識,卻根源於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之一——列寧主義理論。特別是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關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規律和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的判斷,對毛澤東的時代觀產生了深遠影響。毛澤東將他所處的時代概括為“戰爭和革命”為主題的時代。早在1926年,毛澤東就指出“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后斗爭的局面”[1]。1940年,他又指出:“現在的世界,是處在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2]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的時代觀和國際戰略思維始終建立在這一判斷基礎上,認為“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制度走向全部崩潰的時代”[3]。因為“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所以“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4]。雖然在不同時期,這一判斷有所差別,對戰爭估計的嚴重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對革命的向往和認為戰爭不可避免的觀點始終佔上風。鄧小平后來回顧道:“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們好多的決策……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5]在“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的時代觀和戰爭觀的背景下,毛澤東的國際戰略充滿著革命激情。無論是“中間地帶”理論中對兩大陣營對峙的分析,還是“三個世界”劃分中對於霸權主義的批判,都或多或少地建立在支持“世界革命”和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這一前提下。另外,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線思想在毛澤東的戰略思維中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模式。在中國革命中,毛澤東是善於靈活應用統一戰線策略的大師,表現出了高超的斗爭藝術。統一戰線思想在毛澤東國際戰略中的應用也是由來已久,無論是“中間地帶”理論還是“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都是一種對國際力量進行敵我劃分的方法。“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是中國國內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並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的十年,也是國際戰略調整與轉變的十年。在這個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都出現了分化﹔民族民主運動在全球范圍內形成高潮﹔中、美、蘇三國關系有了巨大的變化。由於當時西方流行的“三個世界”理論已將亞、非、拉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稱為“第三世界”,這和毛澤東70年代初形成的“第三世界”的概念基本吻合,因此本文就將亞、非、拉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簡稱為“第三世界”。經過這十年,毛澤東的國際戰略不再把中國列入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而將中國明確劃歸為第三世界,並對於第三世界能夠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賦予了殷切的期望。

  可以說,毛澤東一生的國際戰略,都沒有擺脫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思維方式,從“中間地帶”理論到“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都是在毛澤東這一思維模式下形成的,有相似的時代判斷和斗爭策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比較這兩大理論,無論是對世界政治力量的劃分還是“世界革命”的目標和方式二者都有了巨大變化。相應的中國的地位和作用,中國的盟友和對手也都發生了根本變化。因此,可以說,毛澤東的國際戰略從建國初的“中間地帶”理論發展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經歷了一次成功的戰略轉變。而1956年以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以前正是這一重大轉變的醞釀期。那麼,在這十年中,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是如何逐漸調整的呢?這其中第三世界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二、毛澤東對第三世界認識的變化及其



  國際戰略的調整(1956—1966)從1956年前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由於國際環境、大國關系、第三世界本身的民族民主革命等因素的影響,毛澤東在國際戰略中對第三世界的重視程度逐漸提高,第三世界的影響日益增強。這是一個逐漸調整的過程:

  (一)從1956年以后到1958年前后,毛澤東更多地關注第三世界

  1956年前后是中國秉承萬隆精神、開展和平外交最為專注的時期。毛澤東表示:“我國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我們願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系。”[6]然而此后中國的和平外交努力在一些方面遇到了挫折。在同美國進行中美大使級會談以后,中國又向華盛頓表示了其他姿態,但是杜勒斯多次聲稱美國將繼續執行對華政策三原則: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中國進入聯合國,繼續對中國進行封鎖和貿易禁運。由於台灣問題的根本分歧,中美大使級談判陷入僵局,中美兩國長期交惡。另外,中國在中日關系方面的努力,也未獲得日本政府的積極配合,特別是岸信介政府強調在台灣對蔣介石表示支持,強調日台合作,使中國對日本的態度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中國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一度鬆動的關系未獲發展,反而因中國支持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而使中國同英法的關系更加緊張。可以說, 1956年以后中國同西方的關系不但沒有得到進一步改善,反而有所倒退。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轉而強調說:“我國是一個大國,我們同亞非國家也進行著合作,沒有這些西方國家,我們一樣可以發展經濟和文化。”[7]並且於1957年9月提出外交政策三項原則:“首先是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團結﹔第二是和亞、非、拉丁美洲及北歐的一部分國家建立關系﹔第三是對西方主要國家,現在主要是和他們斗爭,不忙於建交。”他還對此作了說明:“這和杜勒斯的方針相同,他們怕我們去鬧事,不同我們建交。”[8]這明顯流露出他對西方國家的失望。

  另外,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之音。1956年以后,中蘇關系在波匈事件后的再次協調並沒有持續多久,兩國又開始出現摩擦。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訪問莫斯科期間,發表了他對於當時國際局勢的著名論斷——“現在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壓倒西風”[9],樂觀地認為美帝國主義和原子彈也是紙老虎。這種觀點使得正在謀求國際局勢緩和的蘇共和其他國家共產黨極為不安。在社會主義和平過渡問題上,中蘇也發生了爭論。毛澤東不同意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理論。他堅持自己的“兩手論”:一是盡量爭取和平過渡,二是准備暴力革命。[10]然而,蘇聯並不放棄自己的觀點。由於在兩大陣營中交往的不順利,毛澤東等人開始考慮中國外交要另辟蹊徑。

  這時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漲是最令毛澤東感到振奮的事情。第三世界國家在“萬隆精神”的鼓舞下揭開了斗爭的新篇章。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開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是在亞洲,以印度和中國的獨立與解放為突出代表﹔那麼這一階段,民族解放運動在中東和非洲更為引人注目。在亞洲,新加坡、馬來亞也於1958年開始實現自治和獨立。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運動增強了毛澤東的革命信念。毛澤東在莫斯科為他上述“東風壓倒西風”的理論舉出的10條理由中,有8條就涉及到第三世界。因此可以說,對第三世界革命的不同理解是中蘇理論分歧之一,而反過來,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受到的挫折又促使毛澤東越來越重視第三世界。

  於是,在同西方的繼續敵視中,在同蘇聯的理論分歧中,毛澤東開始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重視同它們的交往,並且鼓勵它們的反帝斗爭。中蘇兩黨的理論分歧,進一步發展到兩黨關系和兩國關系的摩擦與沖突。1958年和1959年的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事件后,毛澤東逐漸強調“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11]。對於蘇聯經驗,“隻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12]。第三世界因素在毛澤東的外交思維中漸漸加大了砝碼。新中國同第三世界的交流、團結和合作日益重要起來。這個時期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思想雖然仍以社會主義陣營為依托,但也開始在社會主義陣營之外尋找新的力量,開始將無產階級的國際使命同第三世界的解放斗爭結合起來。

  (二)1958年之后到1962年前后,毛澤東開始把第三世界視為新的革命動力

  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運動有了新的發展。僅1960年一年,非洲就有17個國家宣布獨立,使這一年以“非洲獨立年”載入史冊。1962年,阿爾及利亞經歷長期的解放戰爭后獲得獨立,這是非洲大陸民族民主運動的標志性事件。在美洲,最引人注目的是古巴。在亞洲,印度支那的局勢更加復雜。印度、印尼等國開始相繼收復老殖民帝國仍舊霸佔的一些國土。1962年,印尼收復西伊裡安。此外,第三世界新獨立國家也開始了某些聯合與合作。1961年舉行的第一次不結盟運動國家和政府首腦會議,將第三世界從亞非會議確定的亞非聯合,發展為亞非拉的世界性聯合。

  與此相對照,社會主義陣營的情況讓毛澤東反感和不安。1959年9月,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宣揚蘇美在許多方面“決定著整個國際局勢”的“戴維營精神”,主張裁軍。隨后赫魯曉夫從美國直接來到中國,在30日的國慶宴會的講稿中暗中警告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的穩定性”[13]。這引起了中蘇雙方領導人的激烈爭吵。毛澤東開始在內部尖銳批評說:“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14]對於蘇聯極力緩和同美國的關系,並且在中印邊界沖突中採取看似不偏不倚實則偏袒印度的態度,毛澤東十分憤怒和失望。1962年,赫魯曉夫在古巴事件中表現出來的莽撞和軟弱也使毛澤東很不以為然。面臨著美蘇緩和的形勢,一直處於兩大陣營沖突前線的中國於是以革命外交的方式來擺脫這種外交的尷尬局面。

  1958年2月改由陳毅元帥任中國外長時,毛澤東已經在醞釀革命外交了。1958年中國對於中東事件的反應以及炮擊金門,就是革命外交的一次嘗試。然而1959年到1960年初,由於“大躍進”后在國內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困難,也由於與蘇聯的關系大體保持友好,中國的外交主張仍然是和平與緩和。中國越來越加強了和第三世界的聯系和交往,但當時毛澤東在言辭中並不強烈主張它們反帝,更沒有提出反對第三世界國家中的資本主義政府,甚至對於中印關系,他都再三說:“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友人。”[15]然而隨著中蘇之間矛盾的加深,毛澤東認為第三世界革命形勢發展迅猛,他的革命外交政策逐漸成熟。1962年2月,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開始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方面的重大建議,包括對第三世界的援助要量力而行的建議,被毛澤東批評為中國黨內的修正主義觀點。1963年以后,他進一步把這種觀點概括為“三和一少”。自此,黨內有關緩和路線的觀點遭打擊而沉默。毛澤東大力支持亞非拉人民革命斗爭的革命外交觀點佔據了上風。至此,毛澤東對第三世界國家反帝斗爭的堅定支持態度完全形成。

  毛澤東革命外交的理論基礎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支持亞、非、拉國家和人民的民族革命斗爭,要把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責任和民族民主運動結合起來。在這裡,毛澤東的國際統一戰線策略開始突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局限,將第三世界作為新的革命動力來源,開始了對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的全面關注和支持。他表明中國要“團結所有向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作斗爭的朋友,不管是什麼國家,什麼政黨”[16]。但這個階段中國仍屬於社會主義陣營,中蘇還沒有公開分裂。

  (三)從1963年前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前,毛澤東完全將中國歸屬於第三世界,中國對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運動進行全力支持

  1962年下半年中印邊界戰爭的爆發對中印兩國、對亞洲乃至對世界的局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1963年,中國外交領域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蘇之間相互的文字討伐。中蘇兩黨由於理論分歧所掀起的意識形態論戰,導致了兩國之間的敵對和沖突。與此同時,美國在中國周邊展開了進一步攻勢。自1961年5月,美國派“特種部隊”進入南越展開所謂“特種戰爭”后,美國逐漸卷入對越南的戰爭。1964年,美國以“東京灣事件”為借口,開始對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轟炸,這也是美國對中國的戰爭挑舋行為。這一階段,由於美國變本加厲的敵視態度、中蘇論戰的升級以及印度的惡意挑舋,中國受到了來自東部、北部和西部的多重威脅,形成了當代中國外交形勢最為嚴峻的局面。

  在這種艱難局勢中,第三世界地區的獨立解放運動更加引人注目和使人振奮。1961年至1968年,非洲又有17個國家相繼宣布獨立,英國和法國在非洲的殖民統治基本結束﹔在亞洲,越南抗擊美國侵略的戰爭進入高潮﹔在拉丁美洲,繼古巴獨立之后,巴拿馬開始了爭取收回運河主權的活動,多米尼加反對美國干涉其內政﹔在國際組織方面,不結盟運動進一步發展……毛澤東對此歡欣鼓舞。他以“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豪邁詩句來形容當時的國際形勢。不僅僅是毛澤東,當時國內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都為這一革命洪流而激動著,他們相信“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龍”[17]。他們認為:“目前的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勢。世界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偉大斗爭中,革命的覺悟日益提高,革命的力量也大大加強。”[18]“當前國際形勢的大動蕩,反映了世界人民革命巨流的奔騰前進,特別是反映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風暴的猛烈興起。”[19]

  中國人民以這種革命熱忱全心全意地支援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運動:大力支持和無私援助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斗爭﹔提出了處理同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關系的五項原則以及對外經濟援助八項原則,展開對第三世界的無私援助﹔毛澤東還先后發表談話和聲明,支持各國人民反美愛國運動。1965年9月3日,中國抗日戰爭勝利2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了林彪署名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將亞非拉第三世界比作“世界農村”,認為它包圍著北美和西歐等“世界城市”﹔相信一場以中國革命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戰爭”能夠最終埋葬帝國主義,實現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目標。

  這一階段,由於同蘇聯關系的徹底破裂,毛澤東完全擺脫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局限。他在國際統一戰線中完全將第三世界歸為“我”方,並將對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當作中國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艱難國際環境中,毛澤東對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運動的樂觀估計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斗志﹔同第三世界的友好交往,也使中國有了新的同盟力量。所以第三世界因素是毛澤東國際戰略逐步調整的原因之一。毛澤東的國際戰略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逐步調整醞釀了70年代初的國際戰略大轉變。

  

三、第三世界因素在毛澤東國際戰略調整中的作用以及戰略調整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毛澤東國際戰略的逐步調整,是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認識中應對客觀國際形勢變化的結果,也是在此背景下積極打開外交新局面的主動嘗試。這個時期毛澤東的國際戰略仍然包含他典型的統一戰線策略思想,在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同時,也有著對世界革命的熱切期盼,體現出國際主義的崇高風范。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運動以及它們同中國的交往,對毛澤東國際戰略的逐步調整直至根本轉變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第一,第三世界力量的興起,使毛澤東過於樂觀地估計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運動的作用,這是他逐漸改變對國際格局判斷的原因之一。毛澤東對於國際格局的最初判斷始於1948年提出來的“中間地帶”理論,認為兩大陣營之間存在著一個廣闊的中間地帶。到50年代中期,由於同亞、非、拉民族民主國家的交往日益增多,毛澤東又重提“中間地帶”。隨后,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中,毛澤東從戰略高度揭示了當時世界的基本矛盾和各種力量的對比。他認為在中東地區沖突的有“兩類矛盾”和“三種力量”[20]。1957年,毛澤東開始將亞、非、拉國家和人民看成是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的另一種力量,號召“兩種力量的團結”[21]。1962年,毛澤東更為樂觀地估計第三世界反帝的革命要求,又對“中間地帶”理論作了新的補充,認為“中間地帶國家的性質也各不相同”[22]。1963年又概括為“兩個中間地帶”或“兩個中間世界”:第一個是亞、非、拉,第二個是歐洲、北美、大洋洲及日本。而中國屬於第一個“中間地帶”。這就是日后中國將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作為自己外交的基本立足點的開端。“兩個中間地帶”思想可以說是毛澤東“三個世界”思想的雛形。他此時的“第一個中間地帶”已經和他70年代初所指的“第三世界”內容基本重合。當然,毛澤東對於國際格局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的冷戰背景、美蘇兩大陣營的力量對比以及它們同中國的相互關系的影響,但是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運動的發展以及毛澤東對它的樂觀估計,同樣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原因。對國際格局判斷的改變是毛澤東70年代初國際戰略轉變的理論基礎之一。

  第二,第三世界同中國的友好交往,使中國外交進一步突破了意識形態壁壘,為日后毛澤東國際戰略的轉變打下了一定思想基礎。毛澤東這一時期所形成的世界革命理論已不同於原有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觀點。不可否認,毛澤東對於當時第三世界的革命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和片面。他沒有充分估計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運動中的復雜性,沒有完全了解第三世界同原宗主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沒有充分了解第三世界革命的局限性,沒有看到當時世界總的趨勢是在曲折反復中緩慢地走向緩和。因此,毛澤東這時候的革命主張過於激進。但是毛澤東認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解決的不是“共產主義問題而是民族解放問題”[23]。只是這種民族解放運動同資本主義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一樣,“是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有力支援”。他只是期望“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成就,對於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來說,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24]。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廣泛交往,開始突破意識形態壁壘,不再以一國的社會制度作為交往的界限,而將“反帝、反霸”作為國際統一戰線的標准,客觀上進一步明確了捍衛國家利益的外交最高原則,更深刻認識到在外交中“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因此,出自激進意識形態的調整卻客觀上奠定了現實主義國際戰略的基礎。

  第三,第三世界與中國的頻繁往來,使毛澤東的國際戰略調整不斷付諸實踐,增長了中國靈活機動的外交藝術。十年中,中國對第三世界進行了大力支持和無私援助。毛澤東國際戰略調整也就是逐步調整對“敵、我、友”的分析、加強對第三世界關注和支持的一個過程。中國逐漸調整了對自身的定位,逐漸將自己歸為第三世界的一員,而且是領導革命的重要一員。雖然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在對外交往中受到“左”傾思想的干擾,中國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一度出現危機。但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領導人迅速調整了外交政策,糾正了“左”的錯誤,這十年中國跟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的關系,總的來說發展是較好的。這是中國在冷戰的背景中,尋求兩大陣營之外的空間的一次嘗試和練習。這次練習是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次突出表現。中國逐漸擺脫了原有僵化的外交方式,增長了靈活機動的外交藝術。因此,同第三世界發展友好關系可以說是毛澤東國際戰略轉變的一次演練。因此,“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運動在毛澤東對世界格局的分析中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同第三世界的交往,是中國開始新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的一次嘗試,使中國突破了原有的思維限制,成功地在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獲得了新的外交空間,為70年代初的進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礎。雖然這次嘗試又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中國最終並沒有再退回到原有的國際角色中去,毛澤東的國際戰略在此基礎上不斷向前發展,因此醞釀了70年代初新的國際戰略。這是這一時期毛澤東國際戰略調整的最重大的意義。這種國際戰略的調整,對當時和日后中國內政外交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首先,國際戰略的調整和對第三世界的支持和援助,使冷戰中的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外找到了新的外交空間和革命力量。亞、非、拉國家和地區當時就被稱為“新興力量”。毛澤東根據當時的國際背景和中國所面臨的局勢作出的國際戰略調整,雖然不免受到主觀激進思想的影響,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國當時的必然選擇。在毛澤東新的國際統一戰線策略的指引下,中國找到了新的盟友,不至於在60年代艱難的國際形勢下陷入孤立。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是中國與第三世界外交關系最為密切的時期。中國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有了交往和聯系﹔中國不遺余力地支持和幫助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運動。在今天看來,中國這種先算“政治賬”再算“經濟賬”、甚至不算“經濟賬”的做法似乎是不明智的。但是,當時中國被排斥在聯合國門外,跟兩大超級大國都交惡,隻有聯合第三世界新獨立的國家和革命力量,才能在國際上提高自己的地位、才能發揮自己的作用、才能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中國對於第三世界無私援助,才被當時第三世界的一些國家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因此說,毛澤東國際戰略調整的第一個積極作用是,為中國找到了新的“伙伴”。

  其次,這個時期中國在同第三世界的交往和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中,提高了自身的國際地位。中國開始作為第三世界的重要一員,勇敢地擔當起自己的責任。中國不再作為某一聯盟的成員、不再受到陣營的限制,而完全開始獨立自主地處理國際事務,這為鄧小平后來提出的“不結盟、不稱霸”政策打下了基礎。正因為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才使得中國在70年代初,走出了外交的困境,開始在中美蘇大三角關系中獲得游刃有余的有利形勢。另外,中國對於第三世界的援助,也體現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國際責任。中國即使在五六十年代的困難時期,仍然真正做到了“在亞非拉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神聖事業中……我們始終站在正義一邊,同各國人民和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一起團結奮斗”[25]。體現了高尚的國際道義,贏得了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尊重。

  第三,“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國同第三世界的交往,固然是一種國際斗爭的策略,但也充分體現了中國的國際主義精神。至於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思想,它雖然是一種聯合與斗爭的策略思想,但是也服從於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無論斗爭還是聯合,都是為了實現其革命理想,因此在客觀上一定程度地幫助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和解放斗爭。

  第四,由於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日益激進,並且與國內“左”傾思想交互影響,最終在他的國際思想中形成了世界革命理論。這是以中國國內革命經驗套解世界范圍內的革命而形成的“左”傾理論,導致中國60年代中后期外交方面的一些不適當的做法產生。同時,世界革命理論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幅令人熱血沸騰的革命前景,使國內政治經濟朝著更“左”的方向發展。這是毛澤東國際戰略調整的負面影響。

  總之,“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毛澤東越來越多地關注第三世界,中國與第三世界的交往逐步升級並且交往方式逐漸改變,最終形成了以第三世界為盟友的國際統一戰線策略。第三世界因素對毛澤東國際戰略的調整起著重要作用。毛澤東對國際戰略的調整客觀上醞釀了70年代初國際戰略的重大轉變,形成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新的國際戰略以及相應的外交實踐,為新時期全方位的中國外交打開了局面,對新時期的內政外交具有重大意義。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實習研究員 北京 100080

  參考資料:

  [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頁。

  [2]《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0頁。

  [3]《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6頁。

  [4]《人民日報》1956年6月13日。

  [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127頁。

  [6]《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246頁。

  [7]《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87頁。

  [8]《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88頁。

  [9]毛澤東:《新世界的力量超過了舊世界》,《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9日。

  [10]轉引自閻明復:《胡喬木和兩次莫斯科會議》(《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1]《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18頁。

  [12]《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11頁。

  [13]轉引自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5頁。

  [1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601頁。

  [15]《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76頁。

  [16]《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67頁。

  [17]葉劍英:《遠望》,《遠望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60頁。

  [18]《人民日報》1965年2月25日。

  [19]《大動蕩是大好事》,《人民日報》1966年3月1日。

  [20]《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8頁。

  [21]《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85頁。

  [22]《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87頁。

  [23]《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70頁。

  [24]《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來信的復信》,《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5-26頁。

  [25]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頁。
 
( 出處:中共黨史研究 出版日期: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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