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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自己,影響世界

章百家  2011年06月03日11:17

  回首剛剛過去的20世紀,我們看到,無論中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還是中國自身,都發生了極其巨大的變化,這兩方面變化都對中國外交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近二十年來,隨著思想和學術的解放,中外關系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眾多新成果的出現不僅使我們對中外關系演進的關鍵環節有了比以往更細致、更准確的了解,而且使我們有可能在更高層次上進行綜合研究,宏觀把握20世紀中國外交的總體進程。

  筆者感到,在目前的研究中尚存在兩個比較大的問題:一是學者們十分重視分析國際環境和中國外交之間的互動,但對於國際環境對中國內政的影響卻有所忽略,不大注意外交任務與中國所面臨的更為基本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任務之間的聯系,而這種影響和聯系往往在更深層次上決定著中國外交的走向,體現著內因和外因之間長期的互動關系。二是上個世紀初葉和中葉,兩次國際體系的大變動和中國國內不同性質政權的更替幾乎同時發生,造成了中國外交發展過程的明顯斷裂﹔受分期研究的局限,學者們重視的是中國外交在不同歷史階段所表現出來的區別和差異,而很少評估先前歷史階段形成的外交遺產對以后發展的影響,很少探討在表層斷裂之下隱藏著的中國外交發展的連續性。然而,隻有對這種連續性進行考察,我們才能發現中外關系中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才能發現那些支配中國外交發展的,由地緣、歷史、文化和民族發展目標等因素決定的,更基本、更持久的國家利益。

  在嘗試著為20世紀中國外交演進勾勒一條基本線索時,筆者力圖貫徹這樣一個觀念:考察和理解百年來的中國外交,必須把它放入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之中,必須注意國際環境變遷、國內政治變革與中國外交演進三者之間交互作用。本文將分五個時期論述中國對外關系,以回過頭來看歷史的方法剪裁最基本的史實。筆者關注的,主要不是歷史鏈條上的那些事件和環節當時所起的作用,而是它們對中國人外交觀念的形成、對中國外交發展的長遠影響。在全文的結束部分,筆者試圖對20世紀中國與世界相互關系的基本特點和經驗做出概括。

  

一、近代中國外交的起源與困境(1840-1911)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大概沒有哪個世紀的開端象20世紀的開端這樣使中國人蒙受恥辱。1900年,為鎮壓義和團起義,由英、美、日、俄、德、法、奧、意八國組成的聯軍佔領了中國的都城北京。盡管10年之后,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了,但在相當長的時期裡,中國都未能從清末形成的外交困境中擺脫出來。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外交是在一個傳統的中國與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發生全面沖突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中國外交的困境就與它起源的這個歷史環境密不可分。

  事實上,直到19世紀中葉,中國與任何國家還不存在今天人們所理解的那種主權國家間的外交關系。中國人雖然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就創造並使用了“外交”這一詞匯,但這個詞最初的幾個含義都與現代“外交”一詞風馬牛不相及。唯一沾點邊的意思是“人臣私見諸侯”。按現在的話說,就是“裡通外國”。這大約是直至清末人們仍不願使用“外交”一詞的緣故。而既便是使用了“洋務”、“夷務”之類避嫌的詞,那些負責處理對外事務的官員們也大抵逃不脫“事鬼”和“賣國賊”的罵名。

  如果不拘泥於詞義的辨析,可以說中國的外交活動自戰國時代就堪稱發達。每當中國陷於分裂之時,其內部各“國”之間的交往在形式上和策略思想上與現代外交不乏相似之處,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國”時代的魏、蜀、吳關系。但是,這種“外交”的終極目的卻在於尋求華夏文明的再度統一。所以,在本質上,把它看作是一種“內交”,看作是為尋求統一而運用的一種手段或謀略,要遠比把它看作是現代外交的類似物來得恰當。這種“外交”傳統的存在或許有助於說明,為什麼進入近代世界之后,中國人很快就能掌握現代外交的一些技巧,得卻遲遲不能領悟現代外交的真諦。

  在自己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上,古代中國人遵從的一個信條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大一統的“天下”觀實際是隻知有王權,不知有國權。在處理對外事務和國與國關系的時候,古代中國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宗藩和納貢制度。它的主要特點是,中國周邊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承認中國皇帝的權威,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定期向中國皇帝朝貢,並接受中國的保護。這一制度是統治中國的“天子”對內至高無上的權威在對外方面的一種自然伸延。它的核心是王權之間的主從關系。在西方人看來,這種制度典型地體現出中國人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觀念。不過,這一看法卻很難得到中國人的認同。因為,事實上,古代中國人對中國以外的世界是怎樣的幾乎毫不關心,沒有誰費心去構想所謂的“世界秩序”問題。在外部世界看來存在著的“中國中心觀”,對中國人自己來說,則始終是一種若明若暗的意識。它滲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就象一張無形的網,因其無形而難以被察覺、難以被認識,因而也就難以沖決。

  到了19世紀中葉,中國人大一統的“天下”觀終於被西方入侵者用武力打破了。這些入侵者可以說是“西方中心論”的信奉者。和“中國中心觀”相比,“西方中心論”同樣充斥著傲慢與偏見,但兩者的性質和外在表現卻有天壤之別。中國人的世界觀基本是內斂的,農耕生產方式的擴張力受到自然條件的極大制約。逐鹿中原是中國歷代紛爭的寫照,其間雖有過中央王朝以征服為目的的對外侵略戰爭,但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大規模的民族對外擴張運動。西方人的世界觀則有很強的外向性,工業革命的出現更使西方文明如虎添翼。傳播上帝福音的激情和由工業革命打造的船尖炮利使得殖民擴張和移民浪潮成為西方近代史的重要內容。老舊的“中央王國”和新興的西方列強之間歷史文化的差異,不僅決定了后者的擴張性和侵略性要比前者強烈得多,同時也決定了兩者相遇時的優勝劣敗。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到1911年清王朝覆滅,中外關系的演變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40和50年代是中國近代外交產生的序幕。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是中國在兩次戰爭中都遭到失敗,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主權和領土完整開始遭到破壞。60和70年代是中國現代外交的起源階段。清政府開始嘗試著用新辦法和西方國家打交道:1861年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864年翻譯出版了一本關於國際法的教科書,1866年后向國外派出了一些考察團和外交使團,1873年清帝在接見一批外國使團時准予免行叩拜禮,到70年代末,清政府相繼在倫敦、華盛頓、東京、柏林、聖彼德堡和巴黎等地設立了使館。至此,中國總算姍姍來遲地進入了國際社會。清王朝的最后30年,是中國接連不斷遭受重大打擊的階段。80和90年代,中國猶猶豫豫地投入了保衛越南和朝鮮藩屬地的兩場戰爭,結果都以失敗告終。在蠶食了中國邊疆和朝貢國之后,列強們又開始分割中國本部。瓜分狂潮激發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但當時任何人都未能找到有效的辦法把國家從危亡中挽救出來。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意味著19世紀一系列災難所帶來的后果最終被固定化了。

  概括起來,清王朝留下的外交遺產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首先,是不斷擴大的不平等條約體制。根據歷次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國被迫向列強開放通商口岸,在關稅方面給予各國片面的最惠國待遇,允許外國設立租界,在華外國人享有領事裁判權,外國船隻可以在中國水域航行,外國傳教士可以在中國各地傳教……最后,列強們還在中國劃分了各自的勢力范圍,並取得了在北京及其門戶駐扎軍隊的權利。

  其次,是面對激烈變動的中外關系手足無措而導致的混亂的、病態的外交政策。在遭受外來打擊的最初階段,清王朝權貴們的反應幾乎完全是依據傳統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做出來的。在對外交涉中,他們極力維護的是被他們視為立國之基的大清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但舊的武庫,無論是軍事的、外交的、還是思想的,都不再能提供任何足以奏效的武器。進入60年代之后,一些改革派人士終於醒悟到,中國已面臨幾百年來最大的變局,除急起直追地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之外,還必須改變傳統的與外國打交道的方法。他們主張中國應實行和平方針,以“忠、信、篤、敬”作為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寄希望於通過遵守條約和按照國際公法行事來保護國家利益,但這種幻想很快就被無情的事實打碎了。從80年代開始,接踵而來的打擊使清政府的對外政策指導思想陷入一片混亂。象李鴻章一類的洋務派把傳統的“以夷制夷”策略與70年代后期由歐洲傳入的“均勢論”結合在一起,企圖利用列強之間的均勢來維持中國岌岌可危的獨立,並通過與某些列強結盟來阻止另一些看上去更危險的列強對中國權益的進一步損害。簇擁在光緒皇帝周圍的一批改良派人士希望通過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來使中國擺脫困境,還指望列強能夠同情和支持這場改革。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為了繼續把持政權,則把愚昧的排外主義當作籠絡民心和抵制列強壓力的最后法寶。但是,這些政策統統失敗了。

  第三,是中國進入世界之后,在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中處於屈辱、從屬和孤立無援的地位。在傳統的以中國為中心、由周邊國家拱衛而成的東亞國際關系體系中,中國的大國地位是無與倫比的。面對列強在東亞的擴張,舊的宗藩制度曾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與各鄰國共同反抗外來侵略的媒介。不過,由於中國連遭敗績,宗藩制度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被粉碎了。失去了傳統的周邊屏障,中國自身的地位也就變得朝不保夕。在中國國際地位跌落的過程中,1894至1895年中日戰爭的打擊是決定性的。事實上,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甚至在中法戰爭中,中外軍事沖突的規模都不很大,中國實力受到的損傷有限。那時,中國盡管在歐美列強面前已是一個被欺負、被貶損的國家,但在遠東各國中仍舊維持著大國的地位。甲午戰爭后,日本一躍成為亞洲頭號強國,中國則從此墮入低谷。

  最后,一個無形的方面是心理上的,它層次最深.影響最長遠。對中國來說,真正的災難並不在於舊的對外交往體制的徹底崩潰,而在於它剛踏入新的國際社會就一下子被拋到了最底層,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衛的手段。在兩種國際體系交錯的過程中,強烈的反差使中國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自豪感與屈辱感.仇外與媚外.向西方學習先進與抵制西方影響長久地.矛盾地共融於中國人的胸中,交替起伏,因時而異。在外部環境的巨大壓力之下,中國人被迫接受了現存的國際秩序,也開始按照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規則進行生存競爭﹔但是,在心靈深處,中國人卻始終認為這個秩序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切膚之痛,使中國人期待著,總有一天要打破它.改造它!

  總而言之,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外交是在中國與西方發生激烈沖突的嚴酷環境中產生出來的。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另一方面也由於清王朝死抱著陳腐的傳統觀念,對世界大勢蒙然無知,中國在進入現代世界的過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尤為不幸的是,甚至在還沒有了解到現代外交為何物時,中國已經喪失了一國外交所必須捍衛的那些屬於國家的最基本的權利。以至中國人在20世紀一半時間裡所追求的,只是他們在19世紀所失去的東西--民族的獨立、尊嚴和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

  

二、民國初年外交失敗引起的反響(1911--1927)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也燃起了中國人恢復民族尊嚴的希望,但是,這場運動不可能一下掃除清王朝遺留的積弊,不可能一下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態。辛亥革命之后,中國很快就陷於分裂。外交方面一連串的失敗使中國人迅速恢復民族尊嚴的希望破滅了。中國由此進入一個國內政治斗爭與對外關系演變相互作用、交叉發展的時期。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民國初年中國外交所遭受的兩大挫折。辛亥革命之后,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在對外政策方面實際有兩項目標:其一是爭取世界各主要國家對中華民國的承認和支持﹔其二是設法使各國逐步免除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1912年1月,孫中山在以臨時大總統身份發出的第一張布告中宣示:“臨時政府成立以后,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他希望,隨著新國家的建立和發展,“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將會“一洗而去之”。但是,這兩項目標全都落空了,第二項目標甚至從來沒有公開、明確地加以宣布。

  事實証明,在爭取獲得外交承認方面遭受的挫折對新生革命政權是一個沉重打擊。辛亥革命爆發后,英、美、日、俄、法等國雖然對於要不要採取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政策態度各異,但都希望中國建立一個保守的、便於外國操縱的政府。列強還打算以承認為條件,換取新政府繼續遵守不平等條約的保証,並趁機從中國攫取更多權益。它們物色的人選是北洋軍閥的首領袁世凱。因此,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得不到任何國家的承認和支持。迫於內外壓力,1912年2月,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后的第二天,孫中山也辭去了大總統職位,並舉薦袁世凱接任。兩年以后,當中華民國陸續獲得各主要列強承認的時候,它的政府顯然已失去了任何革命色彩。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的民族危機不僅未能緩解,反而又有所加深。

  然而,與孫中山政府在爭取外交承認上遭受的挫折相比,中國在收回國家權利、廢除不平等條約方面遭受的挫折對歷史進程的影響要重大得多。最突出的事件是1919年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曾向歐洲和中東派遣了17萬勞工,並於戰爭后期對德奧宣戰,正式加入了協約國集團。大戰結束后,中國掀起了一陣不小的慶賀熱潮。當時,人們普遍認為,這次戰爭的結果是“公理戰勝強權”,指望中國能以戰勝國的身份在巴黎和會上一舉結束80年來受屈辱的歷史,一舉改變半殖民地的國際地位。特別引起中國人幻想的,是美國總統威爾遜關於戰后國際關系准則的一系列講話和設立國際聯盟的建議。這不僅因為威爾遜反復強調戰后議和“應以無偏倚之公道為原則”、“各國人民權利平等,待遇毫無軒輊”,還因為中國輿論界對國際聯盟有一種奇特的理解,即把它的建立看作是中國古代先哲預示的“大同世界”到來的標志。可是世態炎涼,巴黎和會討論的結果是中國政府代表團提出的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取消日本強加給中國的“二十一條”、取消外國人在華特殊權益(如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等項要求都沒有被接受。在美、英、法三國通過的對德和約中還承認了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

  巴黎和會上的失敗並不是唯一的。此后,北京政府在人民群眾的壓力下,在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在隨后於北京召開的關稅會議等一些場合,也提出了若干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盡管當時那些頗為敬業的中國職業外交官們為此付出了艱辛,但“修約外交”沒有取得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成果。

  在一系列國際會議上遭受的挫折,對中國人產生的震撼是強烈而持久的。這些失敗打碎了許多中國人對“國際正義”尚存的一絲信念,激發起廣泛的愛國情緒,影響了幾代志士仁人對救國道路的抉擇。眾所周知,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的消息傳出以后,立即在國內引發了大規模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中國思想界也進行了深刻反省。即使是象梁啟超這樣已經落伍的思想家亦撰文寫道:“當知國際間有強權無公理之原則,雖今日尚依然適用,所謂正義人道不過強權者之一種口頭禪,弱國而欲托庇於正義人道之下,萬無是處……當此吁天不應,呼地不聞之際,蒼茫四顧,一軍皆墨,忽然憬覺環境之種種幻想,一無足依賴,所可依賴,唯自身耳。”一部分更為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則很快轉向馬克思主義。

  作為對民國初年外交失敗的反應,從2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對外關系出現了兩個明顯的動向:一個是經十月革命建立的蘇聯日益成為對中國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另一個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革命運動。中國革命者把自己的期望轉向俄國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正當中國人為在巴黎和會上遭到的屈辱義憤填膺而又感到孤立無援的時候,列寧領導的蘇維埃俄國表示願放棄沙皇政府依據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攫取的特權,並不再接受中國因辛丑條約所負擔的賠款。盡管這些允諾后來沒有完全兌現,但強烈的對比使中國人相信,蘇俄是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摯友。在十月革命的影響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1924年1月,孫中山也完成了對國民黨的改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時起就鮮明地提出了“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的主張﹔改組后的國民黨也提出了“力圖改正條約,恢復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地位”和“打倒軍閥,打倒列強”的口號。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出現有力地促成了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運動。

  作為一項對外政策,“聯俄”對中國內政產生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它與“聯共”和“扶助工農”的對內政策結為一體。這個時期,孫中山同意共產黨人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接受蘇聯援助並聘請共產國際和蘇聯顧問來華工作,以蘇聯紅軍為榜樣,創建了著名的黃埔軍校。在孫中山逝世之后,國共合作仍持續了一段時間,並通過北伐戰爭把中國人民的反帝運動推向高潮。直到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翼轉向反動,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才失敗了。

  從1911年至1927年這個混亂的時代,既是中國大革命的開端,也是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開端。在這十幾年裡,中國內部深刻的政治變革已經開始,中國的國際地位在跌落至最底點后也由於人民的覺醒和斗爭而開始緩慢回升。從中國外交的發展來看,這段歷史沒有豐碑,但為豐碑的奠基卻從這裡開始。

  盡管當時中國各黨派、各階層對於國家利益不可能有一致的理解,不斷更迭的政府和國內各階級之間的斗爭使中國外交的發展方向搖擺不定﹔但20世紀中華民族追求的目標--獨立和統一,首先是恢復國家主權,正是在這個時代開始作為一種普遍的意識滲入社會政治生活的。最初參預國際事務的遭遇,使中國人強烈地感受到中國國際地位的低下,從而喚起中國人對各國權利平等的渴望。與西方世界國家主權觀念產生的背景不同,中國人的國家主權觀念是從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中萌生出來的,中國人對國家主權觀念的理解也是與洗刷民族恥辱,挽救民族危亡渴求獨立自主的意識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在如何處理內政與外交相互關系的問題上,分屬不同階級的中國政治領導人,從這個時期的經歷中吸取了不同的教訓。在一方面,掌握著中央政權的歷屆統治者們總是感到自己實力不足,既缺乏民眾支持,內部又充滿矛盾。因此,他們總是企圖獲取外國勢力的支持,依靠外國的援助來對付國內的反叛,並通過協調與各列強的關系來維系自己的統治。一個始終困繞著他們的難題是,在與列強的交易中,他們所能墊付的僅有國家的權益,而這樣做的結果恰恰是進一步削弱了自己的統治在民眾心目中的合法性。盡管他們越來越小心從事,但這個矛盾終究是無法克服的。在另一方面,中國革命者則認識到,在通往民族獨立的道路上,他們面對著來自內、外兩方面的敵人。這不僅因為帝國主義國家決不會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決不會自動放棄任何在華特權,而且因為中國內部的反動勢力總是和帝國主義互相勾結。那個時代,中國革命者的希望來自十月革命后的俄國。對中國先進分子來說,俄國的道路不僅意味著勞農的政權,意味著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獲得民族獨立、而且意味著有可能建立一個嶄新的、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在這個階段未期,主宰30和40年代中國內政外交發展的國共斗爭格局已清晰地浮現出來。國共兩黨不同的階級基礎使得它們在如何求得國家的獨立、統一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存在尖銳的對立。共產黨主張以激烈的民族革命為手段鏟除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以獲得民族獨立﹔而國民黨則指望在承認中外關系既存體制的前提下,以溫和的外交手段逐步改善中國的地位。這一格局的形成預示著,從長遠來看,國共斗爭的結果將最終決定中華民族贏得獨立的方式和未來中國對外關系的走向。不過,歷史的結局並非在此時設定,這兩條道路究竟哪一條能走得通,不但取決於國、共兩黨各自的政策和策略,也取決於外部世界提供的條件和機遇。

  

三、國際體系的大變動與中華民族的獨立(1927-1949)



  從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是國際關系,也是中國政治發生天翻地復巨大變化的時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華盛頓體系開始解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雅爾塔體系確立,從國民黨上台執政到它被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所推翻,如果循著歷史的足跡前行,我們就會感到,這個時期的國際形勢、中國政局和中外關系處處充滿變數,前景扑朔迷離。

  在這個動蕩的世界裡,遠東國際關系與中國內政、外交之間的相互作用表現得極為明顯。這是一個典型的雙層結構:在遠東地區,先后出現了日、英、美、蘇等幾個大國爭奪勢力范圍和控制權的斗爭,爭奪的焦點正是中國﹔在中國內部,則一直存在著不同政治勢力之間圍繞國家政權而進行的斗爭。這兩個層次的斗爭又是互相關連的:一方面,日、英、美、蘇等國為著實現各自在遠東地區的目標,力圖以種種手段影響中國內部的政治發展,借以在這一地區實現有利於自己的力量對比﹔另一方面,中國內部的各政治派別也盡其所能地利用各大國之間的矛盾、借助它們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國內政治目標。中外關系演變過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遠東國際關系的變動不斷引起中國內部政治關系、特別是國共關系的變動﹔而中國內部各派政治勢力的分裂或重組又總是給予中國外交的發展以巨大影響。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初的情況,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建立起來的列強均勢體系對中國內政外交的影響。1927年的國共分裂不僅與雙方矛盾的激化有關,也與整個國際局勢的趨向分不開。20年代后期,一戰后席卷歐亞的那股革命浪潮已經開始消退﹔與此同時,幾個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尚能協調對華政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為取得對於全國的統治權,急於同列強求得妥協,拋棄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以反對帝國主義的策略。南京政府對外政策的基點是尋求列強的普遍支持,並設法維持各列強在華勢力的均衡。

  一般地說,1931年之前那種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對蔣介石實現自己的國內目標──反共和統一中國是有利的﹔而此后國際關系的急劇變動,則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機會。以1931年“9.18事變”為起點,日本在中國北部的大規模擴張不僅打破了由華盛頓會議確立的列強在遠東的均勢,也加劇了中華民族的危機,引起了國共兩黨內外政策和相互關系的改變。

  倉促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實際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政權。它不僅面對著各種國內勢力的反對,還面臨著日本擴張的威脅。由於缺乏實力,“攘外”與“安內”對國民黨來說始終是一個兩難的抉擇。最初,蔣介石確定的方針是“攘外必先安內”,它企圖通過對日妥協來換取時間,集中全力首先消滅共產黨並平復國內其他政治勢力的反抗。盡管他一度似乎接近了自己的目標,但最終還是遭到了雙重失敗。一方面,中國工農紅軍雖然在國民黨軍隊的反復圍剿下被迫進行了兩萬五千裡長征,但這一戰略轉移卻為共產黨在中國北方從事抗日活動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日本人受到蔣介石妥協政策的縱容,又進一步向華北擴張,直接威脅了國民黨政權的生存。1935年后,蔣介石逐漸意識到,共產黨雖然是他的“心腹大患”,但日本人的威脅卻更為急迫。“兩害相權取其輕”,他隻好不情願地將其政策逐漸轉移到聯蘇容共以抗日的方向上來。在這個轉變過程中,1936年底爆發的“西安事變”起到關鍵的推動作用。

  日本的侵略也促使中國共產黨改變了政策。1935年底,中共放棄了內戰時期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立場和“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確定要在國內、國際建立廣泛的反日統一戰線的策略。這個政策與蘇聯當時推行的集體安全政策和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政策並行不悖。1936年秋,中共中央進一步提出了“逼蔣抗日”的方針,並重新評估英美等國在遠東地區的作用。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毛澤東認為,英美現在屬於“反戰國家”,並設想美國對中國和日本的未來將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他表示,在中國贏得獨立並建立起一個人民政府之后,中共將力主根據各國的戰時表現來制訂政策,那些在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戰爭中曾給予援助的國家可以享有同中國親密友好和互利的關系,將來會擁有更多的機會得到合法的貿易利益。

  以一種長期發展的眼光來看,在中共對外政策的轉變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這就是中共政策的轉變首先是領導人思想方法的轉變。從這時起,中共領導人開始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觀察和思考國際問題。一方面,他們仍堅信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理論並據以理解英美等國與中國關系的本質﹔但另一方面,作為靈活的具有現實精神的共產黨人,他們又採用均勢論和國家利益的觀點來分析國際形勢,制訂自己最初的對外政策。當然,中共對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它作為一個擁有獨立武裝和政權的特殊的非執政黨在內政方面的需要,實行國際統一戰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促成和鞏固國內統一戰線。按照中共領導人的看法,英美對蔣介石政府有很大影響力,如果英美贊成中國抗日、贊成中國和平統一,將能起到牽制蔣介石對日妥協和反共活動的作用。

  不管怎樣,國共兩黨各自政策的轉變,為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雙方再度合作創造了條件,而國共再度合作又為近代中國首次實現全民族共同抵抗外來侵略奠定了基礎,抗日戰爭因此成為中華民族復興歷程中的一個重要裡程碑。戰爭期間,中國在外交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中國與美、英、蘇一起領銜簽署《聯合國家宣言》﹔從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國分別與美、英兩國進行談判,廢除了領事裁判權等不平等條約所賦予兩國的在華特權,以后又與其他國家簽訂了相關條約,一個世紀以來作為中國對外關系基礎的不平等條約體系終於崩潰﹔1943年10月中國代表簽字於四大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奠定了未來聯合國的初步基礎﹔12月中、美、英三國的《開羅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竊取於中國的領土,如東北、台灣、澎湖群島等都將歸還中國,中國人民收復失地的神聖使命、中國的領土完整得到了庄嚴的國際保証﹔1944年9、10月,中國代表參加了大國籌建聯合國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1945年4至6月,中國與美、英、蘇三大國一起發起了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得到了長遠的保障。

  中國戰時大國地位的取得,從根本上說,是中國人民為掙脫殖民枷鎖、爭取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長期斗爭的結果。同時,它也與國民政府為抗戰而進行的外交努力分不開。這些努力包括:制訂並貫徹務實的外交政策,謹慎處理與各國的關系,力求多尋友國,減少敵國,擱置分歧,求同存異。客觀地看,戰時國際環境漸趨有利於中國和中國外交的成功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它既取決於中國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國際形勢的發展和美、蘇、英等同盟各國本身的需要。中國雖然獲得了大國地位,但它畢竟還存在內部紛爭,其綜合國力更是與其他三大國不可同日而語,這三大國也沒有真正以平等態度對待中國,戰時外交因此留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

  抗日戰爭期間,蘇聯和美國先后成了對中國最有影響的兩個國家。在近現代中外關系史上,這個變化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獨自抗戰的時期,蘇、美對華政策基本是以這兩國各自對日戰略的需要為轉移的,兩國對日政策的共同點是既要遏制日本的擴張,又要避免同日本的直接沖突。開始,蘇聯的影響顯而易見,它與中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向中國提供了大規模援助。歐洲戰爭爆發后,蘇聯逐漸降低了援華姿態,最后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它才重新在亞洲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蘇聯退出之后,美國取代了它的地位,向中國提供了有限的援助。從傳統來看,中美關系在雙方的對外關系中都處於邊緣地帶,除非為了對付某種共同的危機,它對雙方來說都不很重要,對美國來說就更是如此。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以及中美兩國的結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傳統。戰爭期間,美國對華政策的短期目標是使中國繼續對日作戰,其長期目標則是指望一個親美的中國能在戰后扮演亞洲大國的角色,阻止蘇聯影響的擴大,以彌補美國實力的不足。戰時迅速發展起來的中美關系就是以美國和蔣介石政權之間的這種戰略關系為核心內容的。戰爭后期,由於認識到中國內部的國共沖突是美國推行其遠東政策的最大障礙,美國政府開始出面斡旋國共關系。結果,美國成了對中國內部國共斗爭最有影響的一個外來因素而無以自拔。

  抗日戰期間,國共兩黨對外政策的部分內容始終是與它們的對內政策和相互關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以致不研究它們的對內政策,往往就不能理解它們的對外政策。戰時變動著的遠東國際關系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共斗爭的形式,而未能改變這一斗爭的性質和發展方向。抗戰初期,國共兩黨曾有過較好的合作﹔但不久以后,雙方的斗爭便越演越烈。1941年初,國民黨軍隊圍殲新四軍的“皖南事變”是雙方關系的轉折點。此后,只是由於大敵當前,以及美蘇兩國的干預,一個名存實亡的合作才得以繼續下去。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共兩黨都把美國視為自己外交工作的重點。執掌中央政權的國民黨不僅打算借助美國的力量擊敗日本,還打算依靠美國的援助來制服共產黨,維持其在國內虛弱的統治地位。共產黨則試圖在戰時與美國建立起一種友好的合作關系,牽制國民黨的反共活動並逐漸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傾向,以利未來的中國革命。戰爭后期,通過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中共成功地與美國建立了低水平的官方聯系。表面看來,美國人似乎實行了一種腳踩兩隻船的策略,這使共產黨人抱有希望,受到鼓舞﹔其實,這只是美國政府為穩定與國民黨政府的戰略關系而採取的一個措施。由於美國總統特例赫爾利在調解國共矛盾時明顯地偏袒國民黨,中共同美國的關系很快就惡化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抗日戰爭為國共兩黨都提供了發展自己力量的機會,雙方的競爭或斗爭幾乎是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外交各個領域裡展開的。然而,具有決定意義的方面是如何動員和組織群眾,使他們信服自己的綱領並為之奮斗。掌握著中國一切現代化手段和絕大部分資源的國民黨始終不知道如何或無力完成這方面工作。而共產黨人依靠堅韌不拔的毅力和獻身精神,以一種近乎原始的走村串戶的形式,在敵后根據地展開了對鬆散農村社會的組織和改造工作,按自己的需要和方式把幾千年來處於愚昧落后狀態的農民初步導入現代政治生活﹔在日本佔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中共的影響也在擴大。從長遠來看,正是這一點,使國共之間的力量對比不斷朝著有利於中共的方向發展。到戰爭行將結束的時,中國的政治權力從國民黨手中向共產黨手中轉移的跡象日趨明顯,國共關系也更加緊張。

  大戰末期,對中國最有影響的兩大盟國美蘇之間出現了裂痕﹔戰后,原為協調美蘇關系而設計的雅爾塔體系演變成以美蘇對峙為標志的國際體系。在這一背景下,原先被美蘇合作抑制著的國共矛盾轉為兩黨之間的一場公開斗爭,繼而又發展成大規模內戰。國共緊張關系的升級和美蘇冷戰的起源幾乎是平行發展、互推波瀾,不過,美蘇主觀的對華政策目標與美蘇在華的實際影響並不是一回事。事實上,國共雙方的領導人都無意按照美蘇的意願行事。他們對國際形勢的演變、對美蘇對華政策各有自己的判斷,他們總是根據自己的目標來制訂和調整策略。最明顯的例証是,當美蘇為著在歐洲的爭奪而打算阻止中國內戰時,它們在歐洲的對抗恰恰又是促成國共內戰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國共斗爭的角度來看,戰后初期,國民黨在外交上頗為成功。它統一中國的願望不僅得到美國的支持,也得到蘇聯的贊同。在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斡旋國共談判期間,蔣介石很快就摸到了美國無條件支持他的底牌,這使他可以放手發動內戰,而不必顧忌美國人會因此拋棄他。不過,這種外交上的有限成功卻很快轉化成導致國民黨滿盤皆輸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中國歷史的轉折關頭,在判斷國際局勢究竟能對國內局勢產生多大影響方面,蹲在窮鄉僻壤的毛澤東要比居住在大城市裡的蔣介石高明得多。最初,中共領導人曾設想過在美蘇合作的國際環境中,通過國共合作和平地在中國實現新民主主義。為此,在馬歇爾使華期間,中共一度採取了力爭中立美國的策略。但是,當美蘇對峙的格局日趨明顯,美國扶蔣反共政策已不可逆轉的時候,毛澤東很快意識到,無論國際形勢怎樣演變,美蘇兩大國也不會對中國的前途產生根本影響。全面內戰爆發后,毛澤東堅信,美國是個“紙老虎”,沒有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能力。相反,蔣介石不僅高估了自己的實力,還高估了由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高估了美國援助他的決心和能力。當敗績顯露之后,他又把幻想中的美蘇第三次世界大戰當作救命草。而毛澤東早就預言,美國進攻蘇聯的戰爭不過是帝國主義為爭奪“中間地帶”所施放的煙霧。

  從根本上說,中國內戰的不可避免性主要是由中國內部現實的和傳統的政治因素決定的。美蘇在遠東的對峙,一方面,使得國共斗爭以及美蘇兩國對國共兩黨的分別支持帶上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另一方面,卻削弱了美蘇干預中國局勢的能力,為國共兩黨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地一競雄長的機會。

  從1928年至1949年這段歷史充滿了曲折復雜的矛盾斗爭,究其原因,就在於這個時期中華民族面臨著三重任務──民族獨立、社會革命和國家統一。由於國、共兩黨對這三重任務的訴求各不相同,現實斗爭的需要使得雙方各自的對外總政策都不可能是單一指向的,中國外交的圖景也因此顯得十分凌亂。不過,無可否認,這個時期中華民族已不再任人擺布,由中國人自己譜寫的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的主旋律越來越鮮明地呈現出來。紛繁的歷史演進的最后一幕清晰簡潔。

  概括這21年的歷史,最基本的事實是:借助國際格局大變動的機遇,通過交錯進行的反侵略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中國最終完成了民族獨立的任務。最后三年的解放戰爭,以最激烈的形式體現了自辛亥革命以來的民族精神。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不僅迅速而深刻地改變中外關系的原有基礎,也極大地改變了遠東地區的政治格局。自晚清開始的屈辱外交的時代終於結束了。

  

四、革命的中國與美蘇冷戰的碰撞(1949-1978)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渴望已久的國家獨立和統一使中國以一個嶄新的的面貌出現在國際舞台上。

  自成立時起,新中國就確定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始終不渝地奉行這一政策。“獨立自主”與“和平”這兩個詞集中體現了中國在外交方面最基本的訴求,它既是基於積歷史的經驗,也是基於現實的需要。然而,要貫徹這個總政策還必須解決一系列問題。答案不是現成的,也不會一次給定。

  外部是一個兩極世界,內部實現了高度統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國際形勢、中國內政和中國外交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也表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調整和外交格局的變動相當清晰地顯示了中國領導人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對國家利益的估算和外交指導思想的發展﹔同時,中國領導人對國際和國內問題的認識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對外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互動。

  筆者把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作為外交發展的一個大時期,並依這一時期外交格局的三次轉變來劃分階段。這個時期,中國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普遍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

  從建國至50年代中期是新中國外交發展的第一階段。這幾年,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務是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保衛來之不易的民族獨立,並為恢復國民經濟和隨后開始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爭取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建國前夕,毛澤東先后提出“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條方針。這三條方針構成了新中國外交政策的框架,並基本奠定了建國初期“一邊倒”的外交格局。

  這“三條方針”的提出和“一邊倒”格局的形成有著復雜而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

  首先,中國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實現民族獨立,恢復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恢復中華民族的尊嚴。新中國領導人認為,舊中國外交的特征是屈辱外交,新中國要建立起新型對外關系,就必須迅速割斷同這種舊傳統的聯系,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建國初期的外交方針和一些具體政策就十分強烈地反映出中共領導人要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告別屈辱歷史的決心。可以說,中國革命的本質決定了新中國和西方大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難以避免,至於這種矛盾和沖突的表現形式、尖銳程度和持續時間則取決於雙方的政策。

  其次,建國前后,對中共領導人來說,十分關鍵的問題是選擇怎樣的對外戰略才有利於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當時的國際大環境是,冷戰把世界分裂成互相隔絕的兩個部分,冷戰體制能夠迅速席卷全球,不僅因為美國和蘇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而且因為它發端於對世界的發展居於支配地位的發達地區。工業國首先被劃分成截然對立的兩個陣營,美蘇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由此轉化為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經濟體制和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全面對抗。隨后,冷戰又逐步擴展到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新中國面臨的現實是,它在亞洲冷戰中首當其沖,對外政策的回旋余地受到極大限制。美國仍在頑固地支持國民黨,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轉而承認新中國﹔蘇聯已承諾支持新中國,但對中共仍抱有一定的疑慮,需要加以消除。在這種情況下,主動站在蘇聯一邊是最有利的、也最可能獲得成功的政策。作出這一選擇也是依據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包括辛亥革命后孫中山革命政府失敗的教訓,中共以往同美國政府打交道的經驗教訓,中共獨特的按統一戰線劃分敵、我、友的原則來制定對外政策的方法,以及中國共產黨人在相當程度上是以一種革命理想主義的態度來看待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再次,選擇“一邊倒”不僅有外交方面的需要,也有內政方面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人們通常對“一邊倒”的理解過於狹窄了,認為“一邊倒”的意思就是“倒向蘇聯”。其實,毛澤東說的是新中國將“倒向社會主義”。在毛澤東看來,“一邊倒”是一項總攬全局的大政方針而不是單純的外交方針,“一邊倒”所要回答的關鍵問題是新中國將走什麼道路。在闡述這一方針時,毛澤東首先強調的是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允許走國內某些人所主張的“第三條道路”。新中國成立在即,中國共產黨必須對這個大的原則問題作出明確回答。從這個角度來看,“一邊倒”的方針既有對內含義,也有對外含義。作為對外方針,“一邊倒”這個詞更多地是對新中國的外交取向所作的一種強烈的、形象的表達,而不是要對新中國外交政策作出精確的概括。毛澤東認為,新中國在內政和意識形態方面所作的選擇、在相互對峙的美蘇兩大陣營之間所做的選擇與新中國願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是相互區別的兩個問題,盡管它們之間有所聯系。

  最后,建國前夕,中共領導人在外交方面還面臨著一些急需解決的具體問題:其一是得到國際上對新國家的承認,其二是為恢復經濟取得外國的必要援助,其三是保障新生國家的安全。顯然,在選擇了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之后,要盡快解決這三個問題隻能爭取蘇聯的幫助。

  實行“一邊倒”是新中國外交邁出的第一步。總的來看,這個決策是成功的。這個階段,新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意識形態恰好高度統一。在“一邊倒”的格局下,中國政府所尋求的主要外交目標基本都達到了。新中國不僅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迅速建交,還通過談判,先后和十幾個民族獨立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建交。1950年初,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解決了國家安全和外來經濟援助問題。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肅清帝國主義殘余勢力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如果沒有“一邊倒”的決策,很難設想這些問題能夠比較順利地得到解決。此后,在“一邊倒”的格局下,中國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隨后,又參加了日內瓦會議,以大國的姿態登上了國際舞台。

  客觀形成的“一邊倒”格局,不僅是新中國政策選擇的結果,也是外部世界對中國革命作出反應的結果。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是導致“一邊倒”格局固定化和長期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沒有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和隨后中美兩國軍隊在朝鮮的對抗,“一邊倒”的局面有可能不會持續那樣長的時間。特別要指出的是,在朝鮮戰爭結束之后,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上都明確地向美國作出了緩和的姿態,但美國並沒有回應。

  以回顧的眼光來看,“一邊倒”就短期而言,無疑有利於新生政權的鞏固﹔就長期發展而論,並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主要是它造成了外交戰略上的不平衡,不利於中國同世界各國的普遍交往。同時,在這一格局下,新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主要對象是蘇聯東歐各國,是發達國家中不太發達的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那一部分。這種影響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深刻地體現出來。

  從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外交的另一條重要線索是沿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展開的。周恩來提煉的這五項原則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條結成一個有機體,言簡意賅地概括出新型國家關系的總體特征。推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重要作用是突破美國遏制和孤立中國的政策,尋求對外關系的普遍發展,以彌補“一邊倒”造成的不平衡。正是由於五項原則全面反映了中國外交的長期訴求,因而它要比“一邊倒”更有生命力,影響也更深遠。

  “一邊倒”的格局表面看來一直維持到60年代初期,但它實際上從50年代后期就開始鬆動了。

  從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是新中國外交發展的第二階段。從1956年起,中國轉入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並試圖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在國際事務和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國也嘗試著發揮更大的作用。由於種種原因,從這時起,中國逐漸走上同時與美蘇兩個大國對抗的道路。整個60年代,“反兩霸”是中國外交的主旋律和對外關系格局的特點。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打倒帝、修、反”口號的提出,使這種外交格局看起來似乎更加不可動搖。

  在這十幾年裡,國際形勢的發展逐漸顯露出三種趨勢:首先,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仍在繼續,但主導世界格局的美蘇關系出現了某種變化,冷戰雙方開始探索新的斗爭形式,即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朝鮮戰爭時期的緊張關系不斷升級轉為緊張與緩和輪流交替。其次,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各自的內部矛盾逐漸暴露出來。從這時起,兩大陣營都遇到了如何調整內部關系的問題。其突出表現是,在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在美國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作為這一矛盾的內在動因,是世界各國都在不同程度地尋求自己的發展道路。最后,以反帝反殖為中心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日益高漲。印度支那和中東地區相繼成為各種矛盾斗爭的焦點。這三種趨勢的出現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僵硬的冷戰格局已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但改變這一格局的主、客觀條件當時都還不成熟,未來國際關系發展的方向也還不明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逐漸走上了同時與美、蘇兩個大國相對抗的道路。引起中國外交格局變動的最主要因素無疑是中蘇關系的變化。從50年代下半期開始,中、蘇兩黨在國際共運、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系和對國際形勢的判斷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上出現分歧﹔后來,這種分歧發展成一場公開論戰,並最終導致了兩國關系的惡化。雖然一些跡象表明,中蘇分裂似乎並不符合兩國領導人的初衷,但這一分裂還是無可挽回地發生了。這一分裂說明,盡管存在著基本相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但由於中蘇兩國各自的內部發展處在不同階段,兩國在國際體系中又處於不同地位,兩國的實際利益並不一致,兩國領導人對許多問題的認識也因此不同,而由此產生的矛盾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體制內還很難協調。當蘇聯出於自身內政外交的需要力圖謀求與美國的緩和時,中蘇之間的矛盾就徹底爆發了。現在看得很清楚,這個時期,美蘇之間並不具備真正實現緩和的條件﹔但美蘇時斷時續的緩和活動卻總是使中國首當其沖。以致在某些時期,一個由於美蘇對峙而形成的冷戰世界看上去象是由於中美對峙而造成的。這一分裂使得中蘇兩國都失去了自己最有力量的盟友﹔不過,它也使中國最終擺脫了由於中蘇兩黨歷史上的特殊關系而造成的羈絆,成為世界外交舞台上一支更加獨立的力量。

  從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中國敏感地抵制了蘇聯把中國外交納入其全球戰略軌道的一切可能,堅決反對美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有力支持印度支那各國的抗美斗爭,通過中印邊界反擊戰保衛了國家的領土完整。與此同時,中國的國際影響也有所擴大。中國與一批亞非拉國家及西歐的法國建立了外交關系,解決了同某些鄰國之間存在的歷史遺留問題,簽訂了一系列邊界條約並宣布取消雙重國籍,通過大使級會談與美國建立了接觸渠道。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時期,中蘇關系的全面倒退、中印關系的惡化以及印尼與中國斷交等情況的出現,不能不說是中國外交遭受的重大挫折。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外交工作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干擾和破壞。“文革”期間泛濫的極“左”思潮其實是原先那種“左傾”思想的延續和惡性發展。它在外交方面主要有三點表現:第一,把中國一貫奉行的和平共處政策斥之為“三和一少”(對帝、修、反和,對世界革命支持得少)乃至“三降一滅”﹔一度提出所謂“打倒帝、修、反”的口號,否定中國需要與其他國家保持和諧的關系,愚昧地試圖把推進世界革命作為中國對外政策的根本目標。第二,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了錯誤判斷,片面強調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提出要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甚至設想以亞非拉“廣大農村”包圍資本主義“世界城市”,在全球范圍內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所謂戰略。最后,在對外宣傳和外交工作中還出現了一些強加於人的作法乃至局部失控的情況﹔出現了“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之類的口號,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那樣極端的事件。在一個想像中的以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為起點的世界革命設法中,中國人似乎重溫了那種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舊夢。

  在這十幾年裡,中國外交漸呈曲折發展之勢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面對多變然而並不確定的國際形勢,中國領導人的判斷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偏差。包括:對亞非拉地區的革命形勢和世界戰爭的危險估計偏高,對美蘇合作的可能性和美、蘇入侵中國的可能性估計偏高,對中國本身的國際影響和作用也估計偏高。事實上,60年代西方殖民體系瓦解之后,資本主義反而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世界經濟正面臨著新的高速增長。不幸的是,這些情況當時在大多數中國領導人的視野之外。這種偏差一方面是由於外部的壓力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方面還是由中國內部日趨發展的“左傾”思潮造成的。這種“左傾”思潮部分地來自教條,部分地來自對以往經驗的迷戀。

  回過頭來看歷史就不難發現,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的外交實踐是中國對其獨具特色的發展道路所進行的探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探索不可避免地會帶著上個時代留下的某些思想烙印。革命具有巨大的慣性。在暴風驟雨般的革命時代結束之后,為那個時代所造就的絕大多數中國領導人依然習慣於以那個時代的方式來思考問題,習慣於用那個時代的辦法來解決問題。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毛澤東提出了“國際階級斗爭問題”和反對修正主義問題。隨后,對國際形勢的認識很快影響到對國內許多問題的判斷。60年代,國內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趨勢又反過來嚴重影響了對國際形勢的觀察和分析。中蘇分裂后,一方面,中國結束了“一邊倒”時期按社會制度劃線來處理國家關系的作法﹔但另一方面,一種更加“革命化”的意識形態因素卻更廣泛地滲入了外交工作,影響到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盡管有少數領導人意識到在外交方面存在著問題,提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應該是配合國內經濟建設﹔但這些意見並沒有被採納,反而受到嚴厲批評。這個階段所經歷的曲折不僅生動地反映出對執政黨來說客觀准確地把握國際大勢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也反映出當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黨和國家的工作應該以什麼為中心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時,外交工作會受到怎樣的困撓。

  70年代是新中國外交發展的第三階段。在這十年初期,雖然“文革”尚未結束,中國外交發展所受到的內外限制很多﹔但是,毛澤東通過啟動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成功地改變了中國的外交格局,使中國外交跨入了一個具有長遠歷史意義的突破性大發展時期。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國對外政策發生了令人震驚的巨大轉變。促成這次轉變的直接的原因主要來自中國之外。1968年,毛澤東和周恩來開始對外交政策進行調整。不過,最初目的有限,主要是為消除“文化大革命”在外交方面造成的極不正常的狀況。1969年發生的中蘇邊境沖突和隨后蘇聯的核威脅使中國深感國家安全問題的嚴重性。中國領導人當時認為,蘇聯業已變質,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社會帝國主義,是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也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此后,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帶上了實行戰略轉變的重要意義。

  當這一轉變具有必要性的時候,實行這一轉變的可能性也出現了。美國試圖調整對華政策為中國外交政策的轉變提供了契機。尼克鬆當選美國總統之后,試圖通過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來使美國擺脫越南戰爭的困境,並以此加強美國遏制蘇聯擴張的力量。中美雙方出於對各自國家安全的考慮,需要結束彼此長期對峙的局面。1971年春,“乒乓外交”拉開了中美關系走向緩和的序幕。7月,通過基辛格博士訪華,中美雙方達成並宣布了尼克鬆總統訪華公告。次年2月,尼克鬆應周恩來邀請訪問北京,隨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為兩國關系的進一步改善和發展打下基礎。中美和解的進程啟動了。

  中美關系的戲劇性變化引起了連鎖反應。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恢復中國代表權的決議,接著又出現了與中國建交的高潮。中國不僅迅速同四十幾個亞非拉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而且同亞洲的一些近鄰和西歐的所有主要國家建立了正式外交關系,中國同東歐各國的關系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受到中美和解震動的日本也很快改變了對華政策。1972年9月,田中角榮首相受周恩來總理邀請訪華,中日兩國實現了關系正常化並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在實現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建立起外交關系的同時,中國對外經濟聯系也有所加強,對外貿易明顯增長。

  面對新形勢,毛澤東於1973年提出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次年,又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思想。其主要內容是:中國屬於第三世界,要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同時,還要爭取實現與第二世界國家的聯合﹔在第一世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中,發展與美國的關系,集中力量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毛澤東一生中提出的最后一個大戰略,從形式上說是對他鼎盛之年提出的“兩個陣營”和“一個中間地帶”的思想以及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策略的某種復歸。雖然這種戰略和劃分在此后的實踐中不很成功,但它總算結束了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外交指導思想的極度混亂。

  70年代中國對外政策的轉變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這個階段,中國外交第一次對世界格局的演進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中國外交活動的范圍從此擴展到整個國際舞台,而此前是被局限在半個舞台上。同時,外交政策的轉變也具有深刻的國內政治意義,它與當時“左”的意識形態要求嚴重背離,是此后一系列國內政策轉變的先導。“文化大革命”期間實行的激進路線,先是受到了毛澤東親自制定的外交政策的挑戰,隨后又受到林彪事件的沉重打擊。盡管這條“左”的路線在毛澤東去世之前仍舊居於主導地位,但它實際已成為強弩之末,難以為繼了。

  在新中國建立后的前30年的實踐和探索中,中國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遇過一些挫折,在處理某些問題時或許付出了過高的代價。中國領導人高度重視並成功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安全。中國外交格局先后經歷了“一邊倒”、“反兩霸”和“一條線”三個階段,不管我們如何評說其間的功過是非,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在美蘇對立的兩極世界中逐漸成為國際舞台上一支公認的獨立力量,最終取得了相對主動的戰略地位,並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冷戰的束縛。這個時期,由於外部或內部的原因,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究竟是什麼、中國應如何處理同現存國際體系的關系,這兩個問題在實踐和理論方面只是部分地得到解決。中國同現存世界打交道的過程表明,在實現獨立自主之后,中國還需要學習以積累經驗,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發現自己在現存世界中的真實利益之所在,才能完成自己的政策轉換。70年代初,當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啟動之時,中國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進程也同時被啟動了。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承上啟下的轉折,很難設想“文革”結束后中國能迅速而順利地實行改革開放並廣泛參予國際事務。

  

五、改革開放、面向未來的中國外交(1978-2000)



  以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對外關系全面發展。這個時期,中國對外政策引人注目的調整出現在1982年,但事實上調整從1978年開始,直至1985年才基本結束。與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那次調整形成對照,這次外交政策調整主要是由國內因素促成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在外交上做出兩個決斷:一是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二是實現中美建交。當時,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條件已基本成熟,但中日之間存在著關於釣魚島的領土爭端,中美之間存在著對台軍售問題。鄧小平決心不讓這兩個問題成為障礙。他做出這兩個決斷既有現實和長遠的外交考慮,也有重要的國內考慮,這就是要保証黨的政治路線順利轉變,為即將實行改革開放的中國提供一個更穩定、更有利的國際環境。

  為配合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80年代上半期,中國外交進行了更全面的調整。中美建交后,中國一度加強了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不過,從1982年起就放棄了這一戰略,開始同美國保持一定距離,致力於建立更均衡的對外關系。通過一系列外交活動,中國不斷改善與周邊各國的關系,加強了同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經濟合作﹔在力爭中美關系穩定發展的同時,逐步使中蘇關系朝正常化方向前進﹔同時繼續發展同西方國家和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關系。此外,中國還積極拓展多邊外交,加強與聯合國的合作,廣泛參與多邊經濟、社會領域的活動和區域性爭端的解決。

  在上述政策變動的表象之下,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外交工作的指導思想所發生的深刻變化。這種變化是:第一,提出外交工作的任務,除一如繼往地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之外,主要是配合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並為此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第二,在重新闡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時,提出要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實行真正的不結盟,強調反對霸權主義。第三,在與世界各國的交往中,提出要根據世界的發展趨勢和自身的利益要求來處理與不同類型國家的關系,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也不再重復劃分敵、我、友,團結一部分國家打擊某個或某些國家的策略。

  與此同時,中國對重大國際問題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有了新的認識。主要是:第一,根據八十年代上半期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美蘇關系趨於緩和,中國逐步放棄了以往關於大規模世界戰爭不可避免的觀點﹔中國領導人認為,當代和平因素的增長超過了戰爭因素的增長,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代世界的主題。第二,中國承認,現存世界是多樣化的,各國在政治制度、歷史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著不同﹔中國認為,多樣化世界的各個組成部分有矛盾斗爭一面,也還有互相依賴的一面﹔國家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在處理一系列國際問題時存在著共同利益,需要進行合作,也可以進行合作。第三,明確了“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6,中國不僅要加強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而且必須學習、引進和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

  80年代初外交政策調整的推動力,不僅來自政治和經濟變革進程的實際需要,也來自對以往歷史經驗和教訓的不斷反思。盡管這次外交政策的調整沒有戲劇性的場面,其幅度更無法與70年代初的調整相比,但其深刻程度卻絕不比上一次遜色。中國外交指導思想的變化、中國對重大國際問題以及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新認識表明,中國已經告別了以往那種帶著濃重意識形態色彩的理想主義的“革命外交”,以積極主動的姿態自覺地朝著全面融入現存國際體系的道路前進﹔同時,中國也領悟到,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要最后解決國家統一問題,“歸根到底還是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搞好”7。

  在評論以往的中國外交時,人們往往會提到“十年一變”的說法8。按照這個“規律”,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正是個要發生轉變的時刻。恰好此時出現了一場政治風波,“天安門事件”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制裁”,總的國際形勢也由於蘇聯解體、兩極世界終結而發生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重的大變化。不過,“十年一變”的“規律”這次卻失靈了,中國的外交政策沒有出現大幅波動。

  外交政策能夠保持穩定有三個重要原因:首先,面對復雜形勢,鄧小平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的對外關系指導方針,並說“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干,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9。他堅持把意識形態斗爭和國家關系分開,作出了明智的選擇,使中國免於重回按意識形態斗爭需要來處理國家關系的老路上去。其次,江澤民出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后反復強調,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沒有改變,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務和根本目標是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為我國爭取一個有利的和平國際環境,中國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則不變。最后,在外交方面採取的應變措施得當。在1989年以后的幾年裡,中國大力開展睦鄰外交,實現了同亞洲國家的全面建交,並發展了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利用矛盾,很快打破了西方國家的制裁,恢復和穩定了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提出了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在台灣、香港、西藏、澳門等問題上,有針對性地同有損中國主權的行為進行斗爭﹔強調自主選擇發展道路,根據國情決定改革和開放的步驟、領域和速度。總的來看,外交工作的進展比中國領導人預期的還要好些。由“天安門事件”引起的國內和外交問題到1992年基本解決,此后,中國再次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

  中國外交政策能夠經受考驗、顯示前所未有的連續性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國內政治路線的連續性──繼續實行改革開放和群眾對這一路線的支持作保障的。事實上,這種連續性還受到業已出現的中國與世界前所未有的廣泛聯系的制約。從70年代末開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雖然是中國的國內政策,但它始終要求對外政策的緊密配合,沒有對外政策的配合,改革開放的國內政策就無法實行。在改革開放實行十年之后,中國同世界的政治經濟聯系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實際已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如果重新返回閉關自守的狀態,中國內部可能出現的政治經濟問題將比由於實行改革開放而帶來的一時的政治經濟問題更為嚴重﹔而要繼續進行改革開放,就不能同西方發達國家處於對立狀態。與此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中國的周邊國家也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中獲得了重要經濟和安全利益。如果中國從開放的進程中后退,它們的利益也將受到相當的損害。這又構成了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向中國施加壓力的一種限制。此后,雖然又有一些突發事件造成干擾和沖擊,甚至十分嚴重,但這些局部事件都不可能改變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也不可能改變與之緊密配合的中國外交。

  面向新世紀,中國的國內任務十分明確,這就是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和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為此,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穩定和有利於發展的外部環境。在20世紀最后的幾年裡,中國外交工作基本是圍繞三項任務展開的:第一,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合,進行加入WTO的談判。這一艱苦的談判雖然未能與20世紀同時結束,但中國將在新世紀之初成為WTO成員已確定無疑。第二,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實現香港和澳門的順利回歸。中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先后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這是洗雪中華民族百年恥辱的大事,它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在港澳回歸之后,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就成為實現統一最后和最關鍵的一步。第三,構筑跨世紀對外關系,包括:積極致力於發展以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國關系﹔進一步發展同周邊國家的睦鄰關系,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安全等多邊機制的建設﹔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支持聯合國和其他重要國際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世紀之交,世界格局正朝多極化方向發展,這一趨勢反映了國際關系的深刻變化和時代的進步,但不確定的因素將會很多,新格局的最終形成還要經歷一個長期曲折的演變過程。

  結語

  回顧20世紀中國外交演進的歷史,特別是在考察國際體系與中國的關系時,人們會發現三個明顯的事實:

  第一,每當國際體系發生重大變動的時候,也正是中國內部出現深刻變化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中國發生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新中國宣告成立﹔本世紀最后十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又出現在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發展的時候。這種歷史的“巧合”意味著,變動的世界與變動的中國之間存在著直接的或間接的互動關系。

  第二,歷史經驗表明,每當國際體系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一些大國的對華政策總是指向中國內部,它們總想干預中國內部的發展,力圖通過操縱中國內部的政治變化來實現有利於己的區域的、或全球的勢力對比。但是,這種外來影響是非常有限的,現代中國從來沒有按照某個外國的預想發展。正如本文所述,4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影響達到頂峰,但美國仍沒有力量控制和干預中國事態的演變﹔50年代蘇聯對中國的影響達到頂峰,但結果是中國很快就開始了獨立自主的探索﹔90年代初,蘇東巨變,但中國仍充滿信心地沿著自己選定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第三,每次國際體系的轉換,在其初期看來往往對中國不太有利,然而每次變動的結果都是中國的國際地位獲得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也有所擴大。20世紀之初,中國的國際地位跌落至最低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開始從谷底緩慢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國際地位有了相當大的提高,戰后新中國的建立更帶來了根本性變化。世紀之交開始的國際體系變動至今尚未完結,最終結果還有待觀察,但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影響的擴大則已經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上述三個基本史實能給我們什麼啟示?在應對國際格局大變動的時候,中國的歷史經驗是什麼?筆者以為,是不是可以概括出這樣三點:

  第一,國際政治大格局的轉換一般是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完成的,而中國尚不具備干預這類轉換的能力﹔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的應對策略必然是:走一步,看一步,利用矛盾,后發制人。中國外交的成敗不在於一時一事的得失,而在於能否認清形勢、把握時機,不斷從現存的國際體系中獲利。如果策略正確,獲利的多少主要取決於中國自身的實力﹔不僅是有形的,還包括無形的,如中國在現存國際體系中地緣上的戰略地位等。在美蘇對峙的冷戰時代,中國先后採取“一邊倒”和“一條線”戰略,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戰略都是把握時機從現存國際體系中獲利的典范。

  第二,改變自己是中國力量的主要來源,改變自己也是中國影響世界的主要方式。綜觀20世紀,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都出現了巨大的變化,這兩方面變化都對中國外交產生了重要影響。不過,相比之下,還是中國內部的變化對中國外交的影響更強烈、更深刻。本世紀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偉大革命的時代。中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國外交的特點。中國對外關系的變化,始終與中國內部的政治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說,中國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內部變革,而不是通過某種外部行為來改變中國與其他國家乃至與整個世界的關系。中國依靠自身不斷的革命性變化改變著國際政治經濟力量的對比,中國的國際地位也隨之提高。這種影響隨時光流逝方顯其韌性和力度。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運動”、1937年開始的全民族抗戰、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和發端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本世紀各歷史時期推動中國自身變化的一系列事件。加以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哪個事件給中國帶來的變化越大,其對世界的影響也越大,哪個事件的社會內涵越豐富,其對世界的影響也越深刻。與那此國內政治制度長期穩定的國家相比,國內政治因素對中國外交的影響要強烈得多﹔以至在很多情況下,中國外交政策的大幅度調整或變動,首先是與國內政治局勢的發展相平行的,而不是一般地與國際局勢的發展相平行的。或許,中國外交的這個特點帶有過渡性,它隨著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變革過程的開始而出現,也將隨著這一過程的基本完結而有所弱化。

  第三,歷史經驗表明,國際政治格局的轉換、大國的政策對於中國的影響是相當有限的,作為一個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幅員遼闊的國家,中國的發展道路不可能受這類因素的支配﹔面對變化的世界,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世界潮流的發展。站在世紀之末,我們可以說20世紀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世紀,而這種復興其實就是迎合兩股最重要的世界潮流,一股是民族獨立和解放,一股是現代化。世界潮流的影響不可抗拒,但它也必須通過中國內部的因素才能發揮作用﹔同時世界潮流的發展對中國反動的、保守的勢力總是不利的,而為中國先進的革命者和改革者提供了機會。正如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新世紀,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關注和迎合新的世界潮流。

  在剛剛過去的一百年裡,中國同世界的總體關系已經發生深刻變化。20世紀前半葉,中國處在不穩定的世界體系的底層,中國人追求的是恢復在19世紀失去的獨立和主權。20世紀后半葉,中國外交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學習和探索如何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同現存世界打交道,以便更好地維護本國利益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在兩極格局中,這個探索並非一帆風順。建國初期,我國認為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可以並存的一個時期的,經過斗爭,前者將取代后者。此后,我國同美蘇這兩個世界的主宰者抗爭,向現存的世界秩序發起挑戰。上個世紀的最后20年,一個最深刻之處在於開啟了中國自覺加入世界體系的過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國際體系的改變不是一個簡單的以新的取代舊的斗爭。中國首先必須加入現存的國際體系,從中得到應當享有的利益,並利用現行規則來保護本國的利益,促進本國的發展﹔同時,中國也不認為現存秩序是完美的,但我們改變現存體制,爭取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努力,是要通過在這個體系中的活動來實現的,而這將是一個復雜的既有漸進也有突變的過程。

  世紀之交,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正面臨著空前廣泛而深刻的變革,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步入關鍵階段。這種重合將使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處在一個敏感時期。應對得好,中國有可能比較順利地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應對得不好,也可能要在很長時間以后才達到這個目標。為此,我們更需要汲取歷史的經驗,以豐富我們的智慧。

  今天,中國已初步取得了大國地位,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大些,不少事情沒有中國的合作就辦不成﹔不過,中國目前主要還是一個區域性大國,要做為一個真正的全球大國行事,承擔各種責任,還需要學習很多東西,特別有待於實力的進一步增長。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改變自己的面貌,把國內的事情辦得更好些,仍將是中國發揮對外影響的最主要的辦法。中國自身正處在巨大的變化中,有大量的內部問題需要處理,但對國內問題的處理已越來越多地要兼顧國內國際兩方面因素。要建立一個穩定的、符合世界人民福旨的多極世界,有賴於三股潮流--和平與發展、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民主化--能否在下個世紀得到延續。准確判斷和把握這三股潮流的方向,將對中國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20世紀,中國正處在從弱國向強國發展、從封閉向開放轉變的過程中。在21世紀,中國和世界之間的相互影響一定更直接、更有力。在新世紀裡,中國改變自己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培養國民健全的大國心態。最重要的是要從屈辱和恐懼的舊夢中徹底擺脫出來,充滿自信而又謙虛謹慎,能夠做到處變不驚。新中國成立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五十而知天命”。站起來已久的中國人現在應該能以一種平和的心態看待自己,看待別人,看待外部世界了。與世界各民族相比,中華民族又經歷過更多的榮辱興衰,這使得中國能夠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傳統為底蘊,為構筑未來的國際秩序做出更多的貢獻。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要求中國不能僅搞實力外交,在未來的多極世界中,中國所主張的原則將在價值觀上具有較大的兼容性。一種成熟的現代外交必定會在中國同世界緊密聯系的環境中長成。其風彩和魅力就在於,合作與競爭和斗爭同在,相互支持與限制和反限制較量同在,在總體上以雙贏而力爭我贏得更多更精彩為目的。

  主要參考書目: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劍橋中華民國史》、《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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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編:《中國改革開放20年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王紹坊:《中國外交史──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吳東之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民國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陶文釗、楊奎鬆、王建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系》,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

  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編:《環球同此涼熱──一代領袖們的國際戰略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斐堅章、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一、二、三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1999年出版。

  田增佩主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

  曲星:《中國外交50年》,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謝益顯:《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史》,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日期: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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