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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金春明  2011年06月03日11:13

  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爆發30周年,結束20周年。西方和中國香港及台灣,由於某些研究者的努力特別是傳媒的有意渲染,出現一小股“文革”熱。祖國大陸也發表了一些研究“文革”的著作和文章,也開過一些小型的主要由學者參加的研討會,但一般民眾知之者甚少。現已塵埃落地。回顧這一波的研討,似可以說,新觀點、新材料、新成果並不為多。但其中也有頗為引人注目的新提法,那就是“兩個文革說”。關於這種新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徐友漁曾作如下概括:

  “在紀念文革發動30周年的研究和討論中,‘兩個文革’說是討論最集中、爭論最熱烈的話題。”

  “‘兩個文革’說脫胎於‘社會沖突論’——這是海外中外研究者關於文革研究的一種方法和理論。西方學者李鴻永、陳佩華、安德佳、駱思典、懷特和白霖等人主張,研究文革不應集中或局限於研究中央領導人之間的路線斗爭、政策分歧或權力斗爭,還應該研究群眾的行為,他們的矛盾和沖突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矛盾。楊小凱、鄭義、劉國凱、王紹光等人也持‘社會沖突論’的觀點,楊和鄭以及王希哲明確提出:有兩個文革,一個是上層的權力斗爭,另一個是下層的群眾斗爭,是群眾利用文革之機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的利益。”

  “兩個文革說”既然已經成為海外“討論最集中、爭論最熱烈的話題”,那麼大陸的“文革”史研究者也不應該漠然置之。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不同人講的“兩個文革”內容是有區別的。概而言之,似可分為兩大類:即一類是偏重把“文革”按不同的社會群體進行分類研究。例如把社會的上層和下層,領導和群眾,工人和農民,“造反派”和“保守派”,“紅五類”和“黑五類”等等加以區分,認為他們參加“文革”有不同的動機,不同的表現,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利益等。這種觀點無疑有其合理性,也是“文革”史的進一步研究所需要的。在過去“文革”史的研究中,確有重視領導而忽略群眾,重視決策而忽略實踐,對不同層面的群體研究不夠等缺欠。另一類則偏重在對待共產黨的不同態度方面,把“文革”分為毛澤東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兩種,認為前者是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權力斗爭,而后者則是人民大眾反抗共產黨“暴政”的“人民起義”。這種觀點中最具代表性又說得最明白的莫過於現在國外的民運分子、作家鄭義了。他在香港出版的《開放》雜志1996年5 月號發表文章說:“一個是毛澤東老謀深算地利用人民奪回最高權力的權力斗爭﹔一個是人民不自覺地利用毛澤東的權謀反抗中共專制暴政的民主斗爭。”這就是他認定的“兩個文革”。而從第二個“文革”的意義上說,他“寧願把人民的反抗視為中國當代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反抗共產暴政的人民起義”。

  這后一種觀點,實際上對於“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十分尖銳而又具有根本性的大問題,即:“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干什麼的,如何准確地給它定性?在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中,是存在著一個“文革”還是兩個“文革”?如何認識“文革”中名目繁多的各類群眾組織,它們同中國共產黨、同黨的領袖毛澤東到底是何種關系?那10年中客觀存在著的不同形式的反抗斗爭,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的正義斗爭還是“反抗共產暴政的人民起義”?如此等等。很顯然,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問題,也是必須搞清楚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判斷,必然引向不同的研究方向。所以,本文要著重評析的是第二種“兩個文革”說,對第一種隻能順便涉及。

  



  要評析“兩個文革說”,首先需要弄清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即在長達10年的時間裡,掀起翻天巨浪,攪得8 億中國人不得安寧,使一部分人顛沛流離、甚至家破人亡的那場大風暴,到底是何方神聖?這一直是一個引人注目、發人深思的大問題。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論斷,是得到大多數人贊成的權威性的說法。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從事物發展的客觀結果看,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它對當時已經提出的“反帝反修說”、“群眾反官僚主義說”、“上層權力斗爭說”、“反革命宮廷政變說”等等,均是一個有相當說服力的回答。

  但是,正如任何一個定義都不能概括復雜事物的各個側面一樣,“內亂”的定義也難以滿足“文革”史研究逐步深入的需要。“內亂”是一個中性詞,只是表述了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現象,而不能明確表述這種現象的性質和特點。比如中國歷史上有所謂“安史之亂”,它是蕃鎮強大之后向封建最高統治者皇帝奪權﹔又有所謂“八王之亂”,則是最高統治家族內部的一種權力之爭﹔又有所謂“洪楊之亂”,則是農民起義造封建統治者之反的革命性斗爭。而中國歷史上的這些內亂同“文化大革命”雖然可能有某些類似之點,但從根本上考察,是有本質區別的。起草《歷史決議》時可能已經考慮到這一點,所以特別給它加上“由領導者錯誤發動”和“被反革命集團利用”兩個定語,這當然是很必要的。但它依然難以回答一個關鍵性問題,即:領導者為什麼要錯誤發動、發動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運動要干什麼?因為這場運動發生於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主義中國﹔發動這場運動的恰恰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水平最高又富有政治經驗的領袖。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很有必要對“內亂”的總定義作一些不同側面的補充。

  近年來,頗有一些研究者把“文化大革命”同建國以來持續不斷的各項政治運動聯系起來,認為“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特殊的政治運動。比較集中地闡述這種觀點的是199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該書的前言中說:“文化大革命”是由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思想的,以所謂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為革命對象的,採取“四大”方法動員億萬群眾參與的,以反修防修鞏固紅色江山為神聖目標的一場矛盾錯綜復雜的大規模的長時期的特殊政治運動。給“文化大革命”作這樣一種界說有什麼好處呢?第一,有助於說明“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來龍去脈。因為“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平地生風的,而是1957年以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各項政治運動的總匯和最高潮。正是那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為“文化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政治、理論和思想准備。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那些政治運動不斷發展的惡性循環就沒有“文化大革命”。第二,可以更好地顯示“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特點,顯示它不同於歷史上任何內亂的獨特性。例如特殊的領導,特殊的理論,特殊的目標,特殊的對象,特殊的方式,特大的規模,特長的時間等等。第三,有益於幫助我們分析和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種繁紛復雜的事物和事件。一篇文章說:“文革是對人在平時很難受到的測試的各種限度的測試……不同身分、不同年齡段的好幾億人同時投入這一測試之中,這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奇觀”(注:《焦點》雜志,1996年7 月號,第33頁。)。從這個角度觀察,不少“文革”中發生的奇異現象和怪事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有人認為這樣的界說是對黨的《歷史決議》的“偏離”。我認為不能因為文字表述的角度不同就作這樣的論斷。其實,從精神實質上看,把這種說法看作是對《歷史決議》論斷的一種補充,可能是更符合實際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種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空前規模的特殊政治運動。如果認為這樣的界說能夠成立的話,評析“兩個文革說”就可能比較容易一些了。

  第一,提供了可以比較的歷史事件,這就是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這些運動的具體目標、運動方式、規模和延續時間是各不相同的,但在一些基本方面卻是相似的。例如,都是由執政的共產黨提出號召和發動的﹔運動的方針和目標都是由上邊規定的﹔群眾一般是響應黨的號召,有組織地參加運動,雖然也有某些自主性,但一般不能超過領導規定的范圍等等。像建國之初的土地改革運動,主要是在新解放區的農村進行﹔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主要是在城市的機關干部和大專院校的教職工及學生中進行﹔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主要是在縣以上的黨員干部中進行等等。“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也是規定在“五界”(即: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中進行,不過后來范圍擴大了而已。

  第二,共產黨搞政治運動的特點是上下結合,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這既是黨的群眾路線的基本方針決定的,又是黨的領袖毛澤東所特別強調的。他認為要辦成任何事情都必須大搞群眾運動。因此,沒有廣大群眾參加的政治運動是沒有的,只是參加運動的群眾有多大規模、達到何種廣泛性和深入性有區別而已。有幾百萬人、幾千萬人參加的政治運動,在中國曾是很平常的事,有億萬群眾參加的也不隻“文化大革命”一次,像土地改革、“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都是有億萬群眾參加的,不過時間沒有那麼長就是了。

  第三,在過去的那個歷史階段中,群眾是分階級和階層的,即使是同一階層中也有社會地位、環境的不同,利益和要求也不會是一致的。成百萬、上千萬的人參加同一個政治運動,盡管他們可能呼喊著同一個口號,念著同樣的語錄,但他們的動機和要求,他們的表現和行為也必然是千差萬別的。這些因不同動機、要求產生的不同行動,雖然也會給運動打上或深或淺、或全局或局部的不同烙印,但都不能決定或改變運動的性質。例如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有的地方斗爭激烈些,有的地方相對緩和些﹔有的地方打擊面寬些,有的地方窄些﹔有的地方挖浮財多些,有的地方少些,如此等等,但都不能改變土地改革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再如,1959年廬山會議以后的反右傾運動,有的地區聲勢很大,火勢很猛,有的地方相對勢頭弱些﹔有的地方認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多些,有些地方少些﹔有的領導干部很積極,也有的比較消極,甚至委婉地抵制並保護一些人等等。但這些均不能改變這次運動是在“左”傾思想指導下打擊了正確意見,造成了嚴重惡果的錯誤政治運動的基本性質。

  以上三點對“文化大革命”也是適用的。首先,“文化大革命”是由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這是眾所公認的歷史事實。雖然黨的具體領導方式同建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不同,“文革”初期流行“踢開黨委鬧革命”,大多數部門和各個地區的黨組織處於癱瘓狀態,確實有兩年多的時間不能發揮領導作用,但共產黨總體上的領導還是存在的。按照當時公認的說法:毛主席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所以,“文化大革命”從總體上說,並沒有超出共產黨的領導之外。其次,確實最廣泛地發動了群眾。毛主席號召群眾關心國家大事,也確實有億萬群眾參加“文化大革命”,規模空前。這和歷次政治運動沒有什麼兩樣。而離開了這種空前規模的長時間的群眾運動,也就沒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再次,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群眾,存在著不同的動機,不同的利害,不同的要求。這方面比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表現得更明顯、更突出。例如確實有人不贊成打倒“走資派”,不贊成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和那麼多老干部﹔確實有人不贊成當時盛行的個人崇拜思潮﹔確實有人要求好好反一下當時已嚴重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等等。群眾組織分為兩大派,而且存在尖銳的對立以至發展為嚴重的武斗等等。但是,這些分歧和不同,並不能決定或改變“文化大革命”的性質,這也是公認的客觀事實。

  有研究者認為:“是否構成另一場革命運動,這主要是對他們活動的自發性、獨立性的判斷。如果群眾的行為純屬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如果他們的要求大致可以納入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理論、綱領之內,那麼就談不上第二個‘文革’”(注:北京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中國研究》,1996年8 月號,第12頁。)。這樣的分析判斷標准,我認為是比較合適的。

  



  這就是說,要弄清是否在那10年中神州大地上存在“兩個文革”,關鍵是要看是否存在著所謂的“反抗共產暴政的人民起義”。這裡需要的是客觀的確鑿的史實,而不是基於政治偏見的聳人聽聞的言詞,也不是虛張聲勢、盅惑人心的空洞結論。可惜,在這方面“兩個文革”論者並沒有也不可能提供有說服力的証據。

  “兩個文革”論者,特別強調的是“文革”當中的造反派,強調造反派組織的特殊意義。他們認為造反派組織“已具政黨形態,組織結構與共產黨類似,有宣傳部、政治部、組織部”﹔“各省造反派已發展壯大成有權、有人、有錢、有槍、有地盤的政治、經濟、軍事上統一體的實力集團”﹔“文革中積極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對共產黨不滿的人……這是一場真正的造反,共產黨官僚十七年來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如此等等。不了解情況的西方人也許會相信這些論斷,但對親身經歷過十年動亂的中國人來說,這些論斷離開歷史的真實太遠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組織山頭林立,數不勝數,可謂多矣。但要找出一個公開聲明不擁護毛主席,不贊成“文化大革命”,要推翻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並提出這方面的綱領要求的,則可以肯定地說,一個也沒有。例如,北京的五個著名的大學造反派組織:“清華井岡山”、“新北大公社”、“北航紅旗”、“地質學院東方紅”、“北師大井岡山”,從名字看就是非常革命的。他們都極力標榜自己是“毛主席的紅色衛兵”、“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中央文革的鐵拳頭”,宣稱“誓死保衛”毛主席和紅色江山,“刀山敢上,火海敢闖”……這哪裡有一點反抗所謂“共產暴政”,“清算共黨官僚”的味道呢?

  那麼,當時不被中央文革小組承認,被排斥打擊,甚至被打成“保守組織”,以至“反動組織”的那些群眾組織是否符合“兩個文革”論者的反抗“暴政”的條件呢?也很難找到。比如說,曾被定性為“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五一六兵團”,在其第一屆代表大會決議(1967 年7月11日)中說:“我們全體代表決心以中國共產黨的高標准嚴格要求自己,力求在火線中在思想上首先加入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為了捍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奮斗終生,直至生命最后一息”。這種鮮明的政治立場與反抗“暴政”有何相干?

  再說大名鼎鼎的“聯動”(即“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這個組織在1967年元月1日發表的《通告》中, 也是公開號召:“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忠於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繼承革命傳統”,而且“庄嚴地向全人類和所有敵人宣告:我們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這個《通告》的問題大概就出在把毛澤東思想限定在“1960年以前”,而有悖於林彪、“四人幫”所極力鼓吹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頂峰”。

  在武漢“七二○事件”中被打成反動組織的“百萬雄師”又怎麼樣呢?據一份名為《百萬雄師聯絡站關於前一段工作總結和今后任務》的文件說:參加該聯絡站的57個革命群眾組織的120多萬人中,工人佔48.14%,貧下中農佔18.71%,紅衛兵(學生)佔19.12%,機關干部佔5.07%,烈軍屬和街道居民佔8.13%。其中共產黨員佔武漢全市黨員總數的85%。他們的實際活動又怎麼樣呢?當時,武漢軍區曾稱贊“百萬雄師”有10大優點:1.大方向始終正確,矛頭指向一小撮﹔2.最聽毛主席的話,堅決貫徹《十六條》﹔3.對解放軍始終信賴,用生命保衛解放軍的安全﹔4.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5.能團結95%以上的干部和群眾﹔6.有無產階級紀律性﹔7.堅持抓革命,促生產﹔8.反對武斗,被迫自衛﹔9.成員多數是老工人、老同志、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10.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 從這樣的群眾組織身上哪裡可以找到一點反抗所謂“暴政”的影子呢?

  整個的群眾組織反抗“暴政”難以找到,那麼說某些人、某些“造反英雄”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總可以吧?回答也很難令“兩個文革”論者滿意。以中國之大,人員成分之復雜,有幾個反共分子並不奇怪。問題在於說哪位“造反英雄”是反抗“暴政”的代表人物,從他們當時的實際表現看卻很難找。我們不妨具體分析幾位當時聲名頗為顯赫的著名造反派人物。

  先說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的聶元梓。她是被毛主席稱贊為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帶頭人,因毛澤東親自批准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而聲名遠揚,一段時間裡扶搖直上,不可一世,是新北大公社著名的“老佛爺”。她“對共產黨不滿”嗎?否。她從小參加共產黨,是延安時期的老干部,在北京大學也是系的黨總支書記。她不滿的是,在四清運動中沒有能在工作組的支持下扳倒校黨委書記陸平,反而遭到了批評,因而對中共北京市委有氣。她乘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機,在康生之妻曹軼歐的授意下揭竿而起,但這裡沒有任何“反共”的味道。

  五大領袖當中的另一位蒯大富,是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頭頭,又是影響很大的“北京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紅三司”)的司令。他造反前是一名年輕的大學生。他因反對有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參加的工作組被打擊,又經周恩來出面給予平反,而成了“響當當的造反派”。他策劃“智擒王光美”,開10萬人大會批斗共和國主席夫人,率先奉命在北京舉行大規模的反對共和國主席的示威游行,在天安門貼出“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轟動一時。他對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一直是忠心耿耿,指哪打哪。這樣的人能說是“對共產黨不滿”嗎?

  還可例舉一位更年輕的,當時的中學生,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的發起人之一的卜大華。正是這個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文章《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親筆回信,才使紅衛兵運動風靡全國,掀起給全社會造成巨大震蕩的風暴。后來,卜大華因“炮打中央文革”而一度被捕入獄。1968年到陝北插隊,當了下鄉知識青年。他曾有這樣一段頗具代表性的回憶:“我當初參加紅衛兵,真誠地相信,戴上紅袖標,喊幾句‘反修防修’口號,在社會上沖幾沖,就能破壞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到了陝北農村,他感覺從“天上”落到“地上”,這才認識到搞“文化大革命”同“人民的願望相差十萬八千裡”。

  上面例舉的三位都是知識分子,僅講他們似不夠全面,那麼就再舉一位農民和一位工人的著名造反派為例,這就是全國聞名、因造反而青雲直上的陳永貴和王洪文。

  陳永貴是全國農業勞動模范中帶頭造反的一位。他是真勞模,在大寨的艱苦創業中作過重要貢獻。“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積極響應號召,不但奪了縣的權,而且奪了省的權,成為省革委會裡的實權人物。他從農村黨支部書記一直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位於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列。要找他“對共產黨不滿”的事實,從思想動機到實際行動,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他為什麼造反呢?照他自己的說法,就是為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打倒從縣到省的走資派,鏟除修正主義路線。

  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中由於造反而迅速飛升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火箭式干部,是升得最高,官位最大的一個造反派代表人物。他為什麼造反呢?因為確有不滿。他本是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的干事,因“手腳不干淨”而在四清運動中遭到批評,結果使這位抗美援朝轉業的年青干部眼看到手的科長職位泡了湯。因而他胸懷不滿,怒火中燒,乘“文化大革命”之機,在廠中第一個貼黨委的大字報﹔又跑到社會上去搞串連,發起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當上司令,成為中國最大工業城市上海的所謂工人領袖,為飛黃騰達打下了根基。但是,王洪文的這種不滿,只是對工廠黨組織不提拔他當科長的不滿﹔他發泄不滿的目的,還是向共產黨要官當。這同“兩個文革”論者所說的不滿所謂“暴政”性質截然不同,不能混為一談。

  這裡,顯然需要劃清一條界限:對某些單位領導人的不滿同對共產黨整體領導的不滿,對現實社會的某些體制和現象的不滿同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不滿,二者是有根本性區別的。二者是性質不同,不容混淆的兩類事,這不但對研究者,即對普通人也是常識。

  凡造反者總有對現實社會種種不滿的理由,不管這些理由是什麼。而不同的不滿理由,也就決定他們造反的不同對象、方式和目標。例如,洪秀全是近代中國著名的農民造反領袖。但他反對的只是清朝的皇帝,而非封建制度,雖然也草擬了《天朝田畝制度》,卻不能貫徹實行。結果他領導建立的太平天國,並不能超越舊的封建制度,也不能救中國。中國共產黨是現代中國的最偉大的造反者,但與洪秀全不同,它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因而它可以領導中國人民徹底廢除舊制度,打碎舊世界,建立嶄新的社會主義中國。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者,與上述造反者都不同。他們雖然也高喊“把舊世界砸個稀巴爛”,“建立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但造反的對象並不是中國共產黨,也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而是所謂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造反的目標既非改朝換代,也非推翻國家政權和打倒共產黨,而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証紅色江山千秋萬代不改變顏色”。這就決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雖然調門很高昂,規模很宏大,聲勢很凶猛,代價很巨大,但所要達到的目標實在很有限。“文化大革命”中不管多麼著名、多麼活躍的“響當當的左派組織”,也隻能在偉大領袖圈定的范圍內活動,而不能跨越雷池一步。

  難道就沒有一個以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為目標的造反派組織嗎?由於中國之大,也由於當時的群眾組織名目繁多,形式龐雜,而至今尚缺乏充分周密的調查和系統深入的研究,我不敢作絕對的結論。但就我個人接觸和了解的情況而言,在“文革”期間公開發表的各種造反派組織的成立宣言或綱領中,確實還沒有發現以“反抗共產暴政”為目標的群眾組織。無視這樣的基本事實,而主觀隨意地夸大“文革”時期發生的某些個別事例,甚至歪曲或捏造個別所謂“史實”,企圖用以改變已取得共識的關於“文化大革命”性質的正確結論,是不可能為億萬“文革”親歷者接受的,也隻能是徒勞的。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三點認識:

  “文化大革命”隻有一個,這就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有億萬群眾參加的長達10年之久的特殊的政治運動。此其一。

  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億萬群眾,動機各不相同,行為千差萬別,但總體上沒有超出毛澤東劃定的大框框,更沒有人公開明確地提出任何獨立於毛澤東的理論、方針之外的政治綱領和不同目標。此其二。

  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始終存在著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反抗和斗爭,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些反抗和斗爭,為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以至隨后的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廣泛而深厚的群眾基礎和思想基礎。這種抗爭成效卓著,功不可沒,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這種抗爭與反抗所謂“暴政”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這種反抗斗爭從本質上說,是黨內正確路線同錯誤路線的斗爭,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左”傾錯誤的斗爭。斗爭的目的恰恰是為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此其三。

  總之,“文化大革命”的准確定性問題,是可以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導下,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而“兩個文革說”則偏離了正確方向,違反了基本史實,是不足為訓的。
 
( 出處:中共黨史研究 出版日期: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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