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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2011年05月25日08:55


  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於1927年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高舉革命的大旗,率領廣大群眾展開英勇的武裝斗爭,建立了一支支紅軍和一塊塊革命根據地,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內普遍開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級政權,革命烈火重新在廣大地區燃燒起來。為了消滅蓬勃發展的紅軍和革命根據地,蔣介石從1930年年底開始接連發動了一次次大規模的軍事"圍剿",但均被英勇的紅軍所粉碎。
  恰在這時,日本帝國主義於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武裝侵佔中國東北,並一步步向關內進逼,民族革命的高潮逐步在全國興起。可是,蔣介石竟置民族危亡於不顧,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繼續集中力量"圍剿"各個革命根據地。在他發動的第四次"圍剿"被紅軍打破以后,又於1933年9月,以100萬軍隊、200多架飛機,對各個革命根據地發動了最大的一次"圍剿"──第五次"圍剿"。
  這時,在幾塊大的革命根據地中,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已受到較大的損失。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主力紅四方面軍,已向西轉移,在川陝邊地區建立了新的根據地。湘鄂西根據地的紅軍主力紅二軍團,已改編為紅三軍,在湘鄂川邊流動游擊。唯有中央革命根據地損失不大。因此,蔣介石這次"圍剿"的重點,是中央革命根據地。為了消滅中央紅軍,他集中了50萬兵力,並把駐贛、粵、閩、湘、鄂各省部隊,分編為北路、南路、西路軍,再加上第十九路軍,集中"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及與之相鄰近的湘贛、湘鄂贛、閩浙贛等革命根據地。其部署是:
  北路軍以顧祝同為總司令,蔣鼎文為前線總指揮,下轄三路軍,共33個師又3個旅,是"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主力。其任務是:向廣昌方向筑壘推進,尋求與中央紅軍主力決戰。
  南路軍以陳濟棠為總司令,指揮粵軍11個師又1個旅,阻止中央紅軍向南發展,並逐步向筠門嶺、會昌地區推進,協同北路軍作戰。
  第十九路軍等部共6個師又2個旅,扼守閩西和閩西北地區,阻止中央紅軍向東發展﹔浙贛閩邊區警備部隊5個師又4個保安團,"圍剿"閩浙贛革命根據地,並配合北路軍第二路軍,阻止中央紅軍向贛東北方向發展。
  西路軍以何鍵為總司令,指揮湘軍9個師又3個旅,"圍剿"湘贛、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並相機東進,阻止中央紅軍向贛江以西機動。
  為了取得這次"圍剿"的成功,蔣介石在南昌設立了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坐鎮南昌,指揮這次"圍剿"。在政治上,他繼續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戰略方針,厲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加強地主武裝建設,強化其反動統治。在軍事上,他吸取以往失敗的教訓,採取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和"以守為攻,乘機進剿,運用合圍之法,兼採機動之師,遠探密壘,薄守厚援,層層鞏固,節節進逼,對峙則守,得隙則攻"[1]等原則,並且聘請外國軍事顧問,改編部隊,舉辦軍官訓練團,普遍構筑堡壘封鎖線等,企圖不斷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最后將紅軍壓縮在狹小區域內,聚而殲之。在經濟上,控制交通,實行貿易禁運,對蘇區進行嚴密封鎖。與此同時,對外加緊同美、英、日等帝國主義勾結,對內肆意進行橫征暴斂,籌措"剿共"經費,購買飛機、大炮等,企圖徹底消滅紅軍,摧毀各個革命根據地。
  當時,中央蘇區紅軍已發展至8萬多人,如果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仍然是有可能的。可是,在這樣嚴峻的局勢面前,掌權的"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卻實行了錯誤的軍事指導。
  1933年年初,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被迫遷入中央蘇區,使"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蘇區得到了進一步貫徹。在政治上,他們看不到自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大規模侵略中國以來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要求,不懂得應該迅速改變自己的戰略策略,盡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打擊主要的敵人,反而認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不懂得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否認敵強我弱的客觀狀況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曲折性,堅持城市中心論,主張實行"進攻路線"。在軍事上,他們拋棄了毛澤東一貫主張且行之有效的正確戰略戰術,如集中兵力、誘敵深入、運動殲敵等等,採取冒險主義的作戰方針,主張分兵把口,打陣地戰、正規戰,"御敵於國門之外"。在組織上,他們實行宗派主義的干部路線,對堅持不同意見的人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控制了各級黨、政、軍大權。為了排除阻力,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他們首先在福建開展反對所謂"羅明路線"的斗爭,接著在江西開展反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所謂"江西羅明路線"[2]的斗爭,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這年10月初,由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過兵,上過前線,並在巴伐利亞參加革命軍隊。1919年4月,在慕尼黑進行過街壘戰。1920年,他作為德國共產黨的工作人員被捕入獄,后來越獄秘密逃往蘇聯。1928年,進入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在那裡,他接受了戰術和戰略方面的訓練,隨后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他隻有在歐洲進行正規戰的經驗和在蘇聯得到的訓練,根本不了解中國的情況。
  但是,中共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博古,卻對他十分依賴和支持,把反"圍剿"的軍事指揮大權完全交給了他。那麼,他是怎麼指揮的呢?當時給他當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說:
  李德在擔任我黨軍事顧問時,推行的完全是軍事教條主義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國的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隻憑他在學院學到的軍事課本上的條條框框,照樣搬到我國,搬到蘇區,進行瞎指揮。……博古當時是臨時中央總書記[3],但他對軍事一竅不通,就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了李德。李德有了作為總書記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來自共產國際的李德作軍事顧問,兩人相互支持。當時中央的錯誤領導,和李德本人的專橫作風,使他成了一個地道的"太上皇"。他們完全剝奪了毛澤東同志對紅軍的指揮權,排斥了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主張,由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更拋棄了紅軍多年血戰中取得的成功經驗,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裡憑著地圖指揮戰斗。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誤差較大,不夠准確,李德也不問,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圖上看隻有一百裡路程,他也不問是山路還是平路,也不給部隊留吃飯和休息的時間,敵情、氣候和自然條件等等困難都不考慮,隻憑比例尺量地圖上的距離來推算路程,定下到達和投入戰斗的時間,又常常不留余地。這給紅軍指戰員的行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有些困難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隊不能按時投入戰斗,以致難免吃敗仗。這本來都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瞎指揮造成的,可是他卻動不動就訓斥處分別人,不斷發脾氣罵人,根本聽不得反對意見。……
  在整個第五次反"圍剿"中,都是按李德那一套進行的,什麼"短促突擊"、"兩個拳頭作戰"、"御敵於國門之外",建立正規軍打陣地戰等等,完全是一條不切合實際的錯誤的軍事路線。[4]
  當時,中共臨時中央為了照顧李德的生活,在中革軍委駐地沙洲壩附近一公裡處,給他建了一所獨立的房子,因此,"獨立房子"也就成了李德住處的代號。在這所"獨立房子"的指揮下,紅軍的反"圍剿"戰斗形勢隻能越來越不利。
  從9月25日開始,國民黨北路軍的3個師首先向黎川發動進攻。黎川位於閩贛邊界地區,東連光澤、邵武,南達建寧、泰寧,西通南豐、南城,北出金溪、資溪,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由閩贛軍區部隊防守。但是,由於閩贛軍區的部隊幾乎全部被調到外地作戰,防守黎川的兵力隻有一個70人的教導隊和一些地方游擊隊,力量十分薄弱。在國民黨軍向黎川進攻前,閩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勁光,曾建議紅軍主力應及早集結黎川東北的光澤、資溪一帶,從翼側打擊進犯之敵,而不應死守黎川。毛澤東亦認為應該放棄黎川,誘敵深入到建寧、泰寧地區,集中紅軍主力,在運動戰中加以各個殲滅。但是,"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卻要部隊死守黎川,不能丟失一寸土地。不得已,蕭勁光隻好將自己的少量部隊撤出城外。28日,國民黨軍佔領黎川,並加緊構筑工事,企圖迅速完成其堡壘封鎖線。根據這種情況,周恩來、朱德就紅一方面軍新的作戰部署問題接連致電中革軍委和中共臨時中央,提出紅軍"必須以極大機動性處置當前戰斗,正面迎敵或強攻黎川都處不利"。並建議待紅三軍團等部集中后,以一部佯攻黎川,吸引佔領黎川之敵﹔主力突擊敵之側背。[5]然而,"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震驚於黎川一城之失,不察敵情的變化,拒不採納周、朱的正確建議,而急於收復黎川,一味命令紅一方面軍在敵堡壘之間進行冒險進攻。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紅一方面軍從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先后進行了硝石、資溪橋、滸灣、八角亭等多次戰斗,不但未能收復黎川,阻止國民黨軍的進攻,反而使部隊遭受很大傷亡,致使第五次反"圍剿"初期作戰失利。
  對於紅軍作戰的失利,博古、李德不是認真吸取教訓,改變冒險主義的做法,而是絲毫聽不得不同意見,對提出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他們把反"羅明路線"的斗爭擴展到軍內,提出要"反軍隊中的羅明路線"。首當其沖的,便是撤出黎川的蕭勁光。博古、李德主張對他進行審判,判五年徒刑,后在毛澤東等人的反對下,才取消了這種判決。對此,蕭勁光回憶說: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上午十一時,由最高法庭組織的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對我進行了公審。參加者有紅軍各部隊,中央一級及各后方機關的代表。主席宣布開庭后,由書記讀控告書。控告書以黎川失守為主題,……公審結束,開除黨籍和軍籍,判五年徒刑,無上訴權。
  ……
  公審判決以后,我被關押起來。在此期間,毛澤東同志派賀子珍同志前來探視。賀子珍轉達了毛主席的話,大意是,黎川失守是"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造成的,你應該撤退,做的對。給了我很大的安慰。后來我聽說在決定處罰我時,有的人主張殺掉我,毛澤東同志堅決不同意,王稼祥同志幾次拒絕簽字。我被關了一個月后,在二月初的一天,一位負責同志找我談話,讓我到"紅大"當教員。可以說,我得以釋放,能活到今天,是毛澤東等同志同"左"傾教條主義者堅決斗爭的結果。如果沒有中央這些領導同志的保護,在紅軍離開中央蘇區長征時,根本不會留下我這個"罪犯",很可能殺掉了。我是一個幸存者。當時,多少好同志受打擊,多少好同志被錯殺啊![6]
  當時,紅軍還失掉了一次打破敵人"圍剿"的十分有利的機會。1933年11月20日,正當紅一方面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陷入被動之時,以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為首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對蔣介石的勢力,在福州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決裂。蔣介石為了鎮壓第十九路軍,急忙從"圍剿"中央蘇區的北路軍中抽調11個師,與江浙一帶的部隊編成"入閩軍",由蔣鼎文率領,分由江西、浙江入閩,"討伐"第十九路軍,而對中央蘇區則暫取守勢。這樣,中央蘇區的東面、北面壓力大為減輕,形勢對紅軍十分有利。
  面對這種有利的形勢,周恩來於11月24日致電中革軍委,建議紅三、紅五軍團側擊蔣介石的入閩部隊。張聞天也認為,紅軍應在軍事上與第十九路軍採取配合行動。特別是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及時向中共臨時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7]。但是,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卻不懂得建立統一戰線的重要性,認為十九路軍的行動是"欺騙群眾",不肯與十九路軍在軍事上進行配合,拒絕採納毛澤東等的正確建議。
  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博古、李德主持下的中革軍委,沒有採取任何積極行動來配合第十九路軍。結果,孤立無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的軍事打擊和分化下於1934年1月很快失敗,蔣介石又騰出手來全力進攻中央蘇區,紅軍喪失了打破第五次"圍剿"的一次大好機會。
  對於當時的情況,朱德后來回憶說:
  當蔡廷鍇暴動的時候,應該用全力去打擊閩浙贛邊。敵如果一來,就會陷死在裡面,有進無出,餓也會餓死。當時在閩浙贛邊的中央軍相當空虛,他們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滅他幾個師,而且牽掣了敵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結果隻以一個七軍團去打,力量少小,當然沒有牽掣得著。李德當了軍委會顧問,一切我們都沒法反對他。我們當那時,卻想休息疲乏,就沒有進行。就是同十九路軍挨近些打也好些。就是失敗了,也不會讓十九路軍被繳了槍。在五次反"圍剿"中最大的關鍵就在這裡,實在太可惜了。[8]
  當時,紅一方面軍按照中革軍委指示,決定以紅五、紅七軍團及獨立第六十一團等編為東方軍,留在建寧、泰寧、黎川、光澤、金溪一線,開展游擊戰爭,鉗制和消耗東線之敵﹔紅九軍團及獨立第一、第四團編為中央軍,在紅五軍團左側鉗制和消耗敵人﹔紅一、紅三軍團及獨立第二、第三、第十一、第十三團編為西方軍,轉移到江西永豐地區消滅敵稅警團,並相機消滅國民黨軍第九十三、第二十七、第十三師等部隊。12月22日,紅一軍團開始西移。
  永豐地區堡壘林立,國民黨軍防守十分嚴密,已形成了完整的火力封鎖網,特別是稅警團一部和第九十三師防守的藤田至永豐之線,構筑碉堡共230座,平均2公裡左右一座,火力配系比較周密。但是,"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無視這種不利情況,要求西方軍按照李德提出的以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的戰術,實行硬性進攻。在他們的一再要求下,西方軍(欠紅三軍團)開始向永豐以南的丁毛山堡壘陣地發動進攻,企圖消滅敵第九十三師。但是,由於紅軍缺乏重武器,不但無法消滅龜縮在堡壘內的國民黨軍,反而在國民黨軍的強大火力射擊下,部隊遭受較大傷亡,被迫於1934年1月4日黃昏撤出戰斗,西進永豐地區的反攻計劃化為泡影。
  在此期間,國民黨軍乘紅軍主力西進之機,步步進逼,不僅限制了東方軍的活動,中央蘇區的翼側也受到敵軍的威脅。根據上述情況,中共臨時中央為保衛中央蘇區的翼側安全,於1月2日命令"第三軍團明三號開始向沙縣地域移動,並應於十號協同第七軍團遂行進攻盧興邦旅(此處有誤,應為國民黨軍新編第五十二師──引者注)及佔領沙縣"。[9]
  沙縣城是閩中的重鎮,由國民黨軍新編第五十二師盧興邦部和地主武裝共約兩個團的兵力憑堅固守。11日,紅三軍團開始包圍沙縣城。12日,發起攻城戰斗,由於城牆高而厚,加上國民黨軍的強大火力壓制,攻擊受挫,改取坑道爆破。25日,紅三軍團攻城部隊引爆了沙縣城西門坑道內的炸藥,將城牆炸開20余米長的缺口,紅軍乘機攻入城內。經三個小時激戰,國民黨軍大部被殲,少數部隊也紛紛投降。至此,紅三軍團勝利攻佔沙縣城。這是紅三軍團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取得的第二個勝仗,共斃傷敵700余人,俘1300余人。紅三軍團還利用繳獲的無線電台和密碼,以盧興邦的名義要蔣介石火速增援。從26日至27日,蔣介石派飛機連續空投了大量的彈藥、布匹、鈔票等,均為紅軍所獲。這些物資,對於緩解中央蘇區物資供應困難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這僅是一個局部的勝利,並不能扭轉第五次反"圍剿"的被動局面。
  1934年1月中旬,在第五次反"圍剿"接連失利的情況下,中共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博古主持會議,並作《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會議通過了《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等文件,補選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和選舉了中央黨務委員會,並設立中央書記處,亦稱常務委員會,當時在中央蘇區的書記有博古、洛甫(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另外還有在蘇聯的王明和在川陝蘇區的張國燾。這次全會是"左"傾冒險主義發展的頂點。在軍事指揮上,全會決定將紅一方面軍總部與中革軍委合並,所屬部隊再次改稱中央紅軍,直屬於中革軍委和工農紅軍總指揮部指揮。2月3日,中革軍委進行了局部調整,朱德仍任主席,周恩來、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實際指揮權仍把持在博古、李德的手中。
  1月下旬,蔣介石在鎮壓了福建人民政府后,重新調整了其"圍剿"中央蘇區的軍事部署:以入閩"討伐"第十九路軍的主力為基礎,編為"圍剿"中央蘇區的東路軍,下轄第二、第五路軍和總預備隊,共16個師又1個旅、2個團﹔北路軍下轄第一、第三、第六、第二十、第二十六路軍和總預備隊,共25個師又2個旅、1個支隊和3個團。然后,即命東、北兩路軍重新向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發動進攻。從此,第五次反"圍剿"陷入最困難的時期,紅軍作戰接連失利,根據地日漸縮小。
  4月初,蔣介石按照既定的"會師贛南"計劃,命令北路軍、東路軍協力"進剿"廣昌、建寧﹔南路軍攻取筠門嶺,向會昌推進,配合北路軍的行動﹔空軍第三隊進駐南城,就近支援廣昌、建寧地區的作戰。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按照蔣介石的命令,集中11個師的兵力,由陳誠統一指揮,首先向廣昌發動了進攻。
  廣昌位於江西岸,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為保衛廣昌,中革軍委不顧紅軍連續作戰,十分疲勞和減員很大等情況,命令紅一、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第十三師,從福建建寧地區迅速回師江西,會同新從龍岡地區調來的兵力,准備在廣昌以北地區同國民黨軍"決戰"。
  4月10日6時,國民黨軍開始向廣昌實施進攻。紅一、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第十三師等部堅守江東岸大羅山、連福峰、白葉堡陣地,抗擊敵河東縱隊﹔紅九軍團和新從龍岡地區調來的第二十三師等部英勇奮戰,堅守陣地﹔紅三軍團第五師廣大指戰員積極響應中共中央"武裝保衛赤色廣昌,不讓敵人侵佔蘇區寸土"的號召,依托陣地,向進攻之敵實施"短促突擊",連續打退敵人兩次進攻,殲敵第三十三團大部,俘敵團長以下官兵120余人。鑒於其河東縱隊受阻,陳誠即改取以河東縱隊在江東岸鉗制中央紅軍主力,河西縱隊向前推進,但是,博古、李德不察敵情的變化,仍命令中央紅軍主力堅守河東陣地,與敵對峙。
  4月27日,國民黨軍集中10個師的兵力,開始會攻廣昌。不到半天,便把李德所謂堅固的永久性工事轟平了,守備在工事裡面的一營紅軍戰士,全部壯烈犧牲。紅軍廣大指戰員在眾敵夾擊下經過一天激戰,發動了多次突擊,均未成功,受到很大傷亡。博古、李德被迫放棄堅守廣昌的計劃,命令紅軍退出廣昌。至此,歷時18天的廣昌保衛戰結束。此役,中央紅軍斃傷俘敵共2626人,自身卻傷亡5093人,約佔參戰總人數的1/4。這是紅軍歷史上最典型的陣地戰、消耗戰,給爾后紅軍的反"圍剿"帶來了極為有害的影響。
  對於廣昌保衛戰的失敗和部隊遭受的重大傷亡,紅軍廣大指戰員極為不滿。彭德懷在戰役結束不久,當面批評了李德的指揮。他在回憶廣昌戰役和這段經歷時說:
  三、四月間,敵集中大量兵力進攻廣昌。方面軍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組臨時司令部。博古為政委,實際上是李德為總司令,親上前線,指揮堅守廣昌。我再三說廣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須估計敵軍技術裝備。他們不相信,而相信他們自己構筑的永久工事。我說,在自己沒有飛機大炮轟擊的情況下,就算是比較堅固的野戰工事,在今天敵軍的裝備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廣昌,少則兩天,多則三天,三軍團一萬二千人,將全部毀滅,廣昌也就失守了。……
  進攻廣昌之敵七個師,一個炮兵旅轟擊,每天約三四十架次飛機配合,拖著烏龜殼(堡壘)步步為營前進。前進一次隻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穩了腳跟,先做好了野戰工事,配備好火力,再進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飛機輪番轟炸。從上午八九時開始至下午四時許,所謂永久工事被轟平了。激戰一天,我軍突擊幾次均未成功,傷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謂永久工事裡擔任守備的營,全部壯烈犧牲,一個也未出來。……
  當日約八時以后,戰斗停止時,博古來電話,說李德、博古約我和楊尚昆去談談,他們明天回瑞金去。見面時,李德還是談他那一套,如何進行短促突擊,如何組織火力。我說,怎樣去組織火力點?根本沒有子彈!在敵碉堡密布下,進行短促突擊,十次就有十次失敗,幾乎沒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盡情地、毫無保留地講了自己的意見,大膽地准備個人的不幸,說,你們的作戰指揮從開始就是錯誤的。……如果不是紅軍高度自覺,一、三軍團早就被你送掉了。我還說,這次廣昌戰斗你們看到了吧!這種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中央蘇區從一九二七年開創到現在快八年了,一、三軍團活動到現在,也是六年了,可見創造根據地之不易。"崽賣爺田心不痛",被送掉!
  這段話是伍修權同志翻譯的,李德沒有發火。我知道沒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發火的道理呢?我請楊尚昆同志重翻了。這時李德咆哮起來:"封建!封建!"他跳我高興。他繼續罵我,說是因為撤掉我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不滿意(撤職是事實,但不知為什麼)。我說,根本沒想那些事,現在是究竟怎樣才能戰勝敵人,這是主要的。我罵了他下流無恥,鄙視了他。那次,我把那套舊軍衣背在包裡,准備隨他到瑞金去,受公審,開除黨籍,殺頭,都准備了,無所顧慮了。……[10]
  在后方的毛澤東也對廣昌保衛戰提出尖銳的批評。他說,廣昌戰役對紅軍來說,是個災難,毫無戰績。曾支持"左"傾冒險主義的一些人,也開始對李德的指揮不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張聞天對李德的錯誤指揮已經開始懷疑。廣昌戰役后,張聞天說,這樣打下去,我們能有勝利嗎?在5月上旬的一次中革軍委會議上,他批評廣昌戰役說:這次戰役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結果使紅軍遭到了巨大的損失。並批評博古過於重用李德,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點主意。結果與博古發生了激烈爭論,爭得面紅耳赤,相持不下。張聞天后來回憶說:
  會議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開沖突,是在關於廣昌戰斗的一次討論。我批評廣昌戰斗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批評我,說這是普列哈諾夫反對一九○五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批駁了他的這種污〔誣〕蔑,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
  從此時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
  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11]
  當時,身為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也不滿意李德的錯誤指揮。后來,有一次李德到總參謀部去,幾個機要員在路邊燒火做飯,擋了他的路,他竟一腳把鍋給踢翻了。劉伯承怒不可遏,當場跟李德吵起來,結果被降到紅五軍團去當參謀長。[12]
  盡管許多中央領導和紅軍指戰員對錯誤的軍事領導極為不滿,但博古、李德根本不顧廣昌保衛戰的失敗和部隊遭受的重大傷亡,仍命中央紅軍進行建寧保衛戰。林彪根據該地區的實際情況和廣昌保衛戰的教訓,給中革軍委寫信說:根據敵軍的行動計劃,"我們仍然有求得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充分機會",我軍主力"寧可多走點路,寧可萬一扑空,隻要時間上趕得上則應當去趕那個機會"。並說:"我主力兵團可以取得勝利的仗不應放過,對於得不償失的仗,對於勝利條件不大足的仗,則不應以主力進入戰斗",應切忌"過去那樣以主力逼近敵人,與敵對峙"的方法,消耗兵力和彈藥,陷於被動。還說:"地形條件對於作戰有很大的決定意義,戰勝敵人時的兵力對比的少不成為重要因素,在山地戰為尤然。如地形條件適宜和戰術運用巧妙等,是能少勝眾的,至少能消滅敵之一部。"[13]這無疑是個正確的建議。但是,博古、李德卻拒絕採納,仍然命令東方集團採用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的戰法,同敵人拼消耗。
  5月16日,東方集團遭受較大傷亡,被迫放棄建寧城,向寧化地區轉移。至此,中央蘇區西起龍岡,中經廣昌,東至建寧、泰寧、明溪(今歸化)、永安、連城,南迄筠門嶺,均被國民黨軍佔領,形勢日趨惡化。
  國民黨軍佔領廣昌、建寧等地后,蔣介石即命"圍剿"中央蘇區的各路部隊加緊筑壘、修路,鞏固佔領區,並擬集中31個師的兵力,從六個方向於7月初向中央蘇區中心區發動全面進攻。
  這時,經過近十個月的反"圍剿"作戰,中央蘇區的生產已遭到嚴重破壞,部隊供給和人民群眾的生活已十分困難。可是,博古、李德等人仍決定採取"六路分兵"、"全線抵御"的方針,命令中央紅軍主力及一切地方武裝在中央蘇區內繼續堅持斗爭,企圖通過主力紅軍的頑強抵抗和發展游擊戰爭,來求得戰略上的變更。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中央紅軍開始了更加艱苦的防御作戰,使部隊又遭受了重大損失,中央蘇區進一步縮小。"六路分兵"、"全線抵御"不僅沒有制敵,反而為敵所制,使紅軍陷入更加被動的境地。
  9月上旬,"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加緊向中心區發動進攻,蘇區進一步縮小,蘇區內的人力、物力已經匱乏,紅軍在蘇區內打破敵人的進攻已經根本沒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博古、李德等被迫放棄在蘇區內部抵御敵人的計劃,決定於10月底或11月初,實行戰略轉移。
  9月8日,按照中革軍委的決定,中央紅軍第二十一師以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團和由贛江獨立團改編的第六十三團為基礎正式編成。21日,又根據中革軍委的決定,將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師合編為中央紅軍第八軍團,周昆任軍團長兼第二十一師師長,黃任軍團政治委員兼第二十一師政治部主任。第八軍團司令部由第二十一師司令部代理。其任務是:以運動防御,阻止由龍岡向古龍岡方向推進之敵,為中央紅軍主力准備實行戰略轉移爭取時間。在此期間,中革軍委還決定成立教導師,張經武任師長,何長工任政治委員。
  9月26日,"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主力開始向中心區發動全面攻擊。10月6日,佔領石城,並擬於14日總攻瑞金、寧都。"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倉促決定提前退出中央蘇區,向湘西實行戰略轉移。
  至此,持續了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最終失敗。
  注:
  [1]台灣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剿匪戰史》(二),中華大典編印會1967年版,第241頁。
  [2]羅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鄧小平,曾任江西省會昌、尋鄔、安遠中心縣委書記﹔毛澤覃,曾任蘇區中央局秘書長﹔謝唯俊,曾任贛東特委書記,江西省第二軍分區司令員兼獨立第五師師長﹔古柏,曾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他們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抵制了博古等人的錯誤領導,所以受到了錯誤的批判斗爭。
  [3]當時中央無總書記職務,博古是臨時中央負責人。
  [4]伍修權:《我的歷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2頁。
  [5]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編審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頁。
  [6]《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141、142頁。
  [7]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36頁。
  [8]朱德自傳,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頁。
  [9]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第430頁。
  [10]《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191頁。
  [11]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4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78頁。
  [12]《劉伯承傳》編寫組:《劉伯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頁。
  [13]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第447~4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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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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